这是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新闻事件。法院一审认定，提供试管婴儿技术的医院在胚胎冻存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编号重复、解冻记录不全、缺失核对过程等等。最终，医院承担全部责任，被判赔64万元。

包括试管婴儿技术在内的辅助生殖技术，历经两百多年的发展，催化了生殖医学领域的革命，成了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妇的“福音”。

但在被视作“福音”的同时，围绕着辅助生殖技术的质疑声也从未断绝。在技术演变的众多节点上，它所带来的利与弊、科学和伦理的冲突，曾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辅助生殖技术像是一个十字结——在它身上，“赞誉”与“质疑”交织缠绕，难以轻易分离。

生育是人类的普遍需求。自人类起源以来，生育就是大事，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那样，“死生亦大矣”。人类依靠不断繁衍后代，得以存续至今。

但对于有生育障碍的人而言，生育、抚养下一代，曾是遥不可及的梦。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而诞生的。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函表示，辅助生殖技术将被逐步纳入医保支付范围。[1]消息一出，舆论场上掀起热议。因为这意味着原本价格不菲的辅助生殖技术，将惠及更多有生育意愿却存在生育障碍的夫妇。

有报道显示，辅助生殖技术价格昂贵，尤其是试管婴儿技术，“有的人前后花了30万元，经济负担较大。”[2]

所谓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指的是运用医学技术和方法对配子（精子和卵子）、合子（受精卵）、胚胎进行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3]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介绍。图源：政府官网截图）

如今，它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人工授精技术，也就是用人工方式（非性交方式）将精液注入女性生殖道内，便于精子与卵子自然结合，从而达到妊娠目的。根据精液来源不同，可以分为丈夫精液人工授精和供精人工授精。

人工授精技术，其实可以追溯到18世纪。

1790年在英国伦敦，一位男性因为尿道下裂，无法使妻子正常怀孕，医师约翰·亨特（John Hunter）应用注射器，将他的精液注入他妻子的阴道内，让他的妻子获得妊娠。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例夫精人工授精的成功案例。[4]

1844年在美国费城，出现了首例利用捐赠者的精液进行人工授精的成功案例。

1953年，又出现首例利用冷冻精液进行人工授精获得妊娠的案例，为精液的冷冻保存、精子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辅助生殖技术的另一大类，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说到这种技术，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露易丝·布朗（Louis Brown）。

1978年7月25日，英格兰小镇奥尔德姆的一家综合医院产房内，伴随着一声啼哭，女婴露易丝·布朗来到人世。[5]

（女婴露易丝·布朗与医务人员的合照。图源：BBC）

和以往所有婴儿不同的是，露易丝·布朗的受孕不是在母亲子宫内完成的，而是在实验室的试管里。准确地说，就是从母体里取出一个卵子，在实验室的试管中，让卵子和精子结合，最后将受精卵植入母体的子宫，发育成胚胎。

这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露易丝·布朗成了世界上首个试管婴儿，也向世人宣告：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的正式诞生。

露易丝的出生被视作“生命奇迹”，也是她的父母布朗夫妇曾经不敢想象的事情。

在露易丝出生之前，布朗夫妇努力了9年，却始终得不到一个宝宝。检查发现，布朗夫人的输卵管严重堵塞，还与卵巢发生粘连——这意味着她无法通过自然的方式怀孕。

求子心切的夫妻俩找到了妇产科专家帕特里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斯特普托是生物学家罗伯特·爱德华兹（Sir Robert Edwards）的合作伙伴，俩人为了研究试管婴儿技术，已经一起探索了十余年。

事前，两人依然没有把握，认为成功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one in a million）。最后在这家产房内，露易丝通过剖腹产手术诞生，工作人员给她做了多达60余项的测试，最终确定她的状态是健康的。

时至今日，这种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还有一些衍生技术，包括配子或合子输卵管内移植、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等。

不过，自辅助生殖技术出现以来，质疑之声就像幽灵一般如影随形。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熊跃根看来，生殖技术的引入，在于帮助有生育需求的人摆脱困扰，但也使得生育不再是个体和家庭的内部事务，而是逐步演变成一个具有公共性的伦理问题。[6]

生殖医学领域的新兴技术挑战了生命伦理，二者之间出现了紧张的冲突。

露易丝和父母一家的遭遇就是典型案例。在当时的天主教会看来，露易丝并非自然分娩，而是被人为地制造生产出来，这打破了生命孕育的自然与神圣。一些教会领导人因此指控这种技术是在“玩弄生命”。

而且那时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刚出现，一些科学家也担心试管婴儿会存在健康隐患。

（成年后的露易丝·布朗。图源：BBC）

因为露易丝是首个试管婴儿，一家人曾被谩骂、侮辱甚至威胁，收到成麻袋的“仇恨信件”。

有一次露易丝的母亲收到一个首饰盒，打开一看，里面装的竟然是一根破碎的试管，还有像血一样的红色液体，以及一个塑料做成的胚胎。

此外，因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出现的代孕行为，则激起了更强烈的争议。

代孕引发了许多伦理道德辩论。这主要集中在商业化代孕，尤其是跨国代孕中介服务链中对贫穷国家代孕母亲的剥削、威逼，以及子宫和婴儿的商品化。[7]

目前在德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及我国，代孕都是非法的。

2018年，印度生育专家纳亚娜·帕特尔（Nayana Patel）曾发表一篇论文，认为代孕引发了一系列伦理争议。[8]

帕特尔列举了一系列问题：

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和自己的亲生母亲、妊娠母亲、社会母亲之间的关系要怎么界定？

社会的法律、习俗，能否接受这种“多母”的关系？

孩子是否有权知道自己诞生过程中涉及的任何一方，或者全部有关方的身份？

代孕出生的孩子，还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困扰。

在加拿大居住的雪莉·克鲁斯，母亲接受了人工授精，在未婚时生下了自己。因为供精者没有留下姓名，雪莉并不知道自己遗传学上的父亲是谁，所以她说自己一直有一种“缺失”的感觉。她觉得仿佛自己的一半隐藏在面纱之后，有难以言喻的负担感。[9]

“我非常伤心难过。无论是谁都可以追溯至自己的祖父和曾祖父，但我做不到。仿佛有人不允许我那么做。”雪莉·克鲁斯说道。

尽管大多数国家禁止商业代孕，但它作为黑色产业一直存在着。在坊间，只要肯花钱，往往就能定制代孕妈妈以及孩子的性别。

综合媒体报道，2014年，一对澳大利亚夫妇在泰国请人代孕，代孕母亲生下了一对龙凤胎。结果，其中的男婴患唐氏综合征，于是这对澳大利亚夫妇带走了健康的女婴，将患病的男婴遗弃给了代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