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促进了黄河流域部落间的交融

　　距今约6000 年前，黄河流域竹林茂密、水网纵横，沐浴在“仰韶温暖期” （西安半坡等诸多遗址发掘出獐、竹鼠和貉等野生动物遗骸，表明当时黄河流域处于亚热带气候之中）阳光雨露下的众多部落在相互交融中，民族开始萌芽与诞生。从盘古开天、有巢穴居、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到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捕鸟渔猎、神农氏种粟垦荒的英雄传奇，适应改造自然的勇气与适宜人类生存的劳作方式逐步成为民族认同与融合的纽带。炎帝（神农氏）因最先开启了农耕文明，在众多部落中得以居中原、号天子，后来随着“蚩尤”部大搞分裂，西北借游牧兴盛的“黄帝”部强悍出击，炎、泰、黄成为黄河流域势成鼎足的三大部落。在相互纷争与融合中，黄炎联盟战胜了蚩尤，三大部落在东亚大地逐步分化成两种不同的民族走向。

　　炎黄子孙融合在东亚平原　炎黄部落因联盟而融合，独占了以江淮河汉为核心的平原，并逐步在长江、岭南、河西、辽东等平原地域拓展。因生存发展需要逐渐开始对气候规律进行探索（史记有颛顼裁时、帝喾顺天、唐尧观象、虞舜测风等相关记载），在形成了“天人合一”思想意识与共同的生活方式后，各部落对鸟兽鱼虫的原始崇拜也融汇成了“龙”图腾，对“龙的传人”认同促进了东亚大陆强势民族的诞生。“华族”百姓称姓氏、穿华服、着车辇、重农耕。

　　苗黎后裔分化成民族万花筒　蚩尤所部三苗九黎被迫向南、向西迁徙，散居到武陵山区、武夷山区以及横断山脉一带的黎民，习惯于披头赤足、冶铁狩猎、刀耕火种。“仰望山接天，俯看江如线”，崎岖的山地、九曲的江河、幽深的峡谷与茂密的森林形成众多独立地域单元，部落割裂阻碍了人群交流。“一山藏四季、十里不同天”，迎风面、背风坡、山谷间、半山处气候随海拔变化差异巨大，加之岩溶地貌山高坡陡、土层瘠薄、耕地匮乏，耕牧渔猎等生活方式各异，造成了“苗裔”人群迥异、文化割裂，在闽粤桂、湘鄂赣、云贵川山区分化成苗壮侗瑶等诸多少数民族，尤其在横断山脉更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以“蚩尤”为人文始祖的南部山民“一支流九脉”的淳朴民风与多元文化一直延续至今。

　　借洪兴邦、因旱失国，九州华夏民族意识逐步形成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是对史前自然与人文开端的认知。为摆脱对自然界的恐惧，中华民族逐步开始探索与认识气候规律，并着手兴利避害。一场长时间、大范围洪水与几次突如其来的干旱，进一步促进了部落间的凝聚与融合，并逐步形成“顺天治民”的思想与共同的民族意识。

　　中华民族的雏形　距今4600年前气候转暖、积雪消融，古黄河改道，苏北平原入海，淮泗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尚书·尧典》记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大禹因势利导以“疏”为策，凿通山脉、疏导河道、治理湖泊，历经13年战胜洪荒。并借机丈量九州风物、平土设置井田、打通朝贡途径、规范贡品赋税。前所未有的洪水竟转化成民族融合的纽带，众河归海、万众归心，中华大地告别原始的禅让，开始了“家天下”的世袭。“夏”王朝划疆界于九州（青、兖、徐、扬、梁、豫、冀、荆、雍），分黎民百姓为五族（华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农牧文明的碰撞　“夏”部落从西北岷江渭河一带游牧、到农耕于中原伊洛流域（洛阳一带），从大禹时代后确立华夏族的酋长地位，伊洛流域罕见干旱造成太康失国（后羿射日就是对那场干旱神话般的写照），东夷游牧首领后羿乘机夺权后迟迟不敢自立，“少康中兴”历经百年得以复国，充分说明“华夏民族”意识已初步形成。《国语》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游牧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商”部落借干旱来临之机，在成汤时期“顺乎天而应乎人”地取代了“夏”的领导地位，商王朝借助“居中原、王天下”的便利，重贸易而轻农耕，不常厥邑（迁都达13次之多），“商人”从此竟成了贸易者的代名词。当黄河流域发生干旱时，再次验证了“无农不稳”那句老话，游牧在关中地区的华夏族“周”部落借农耕文明衰落之机得以入主中原。

　　温暖与寒冷的更迭，引发周人向心力的汇聚与波动

　　据史料记载，商末周初黄河流域气候温暖、野象遍地、犀牛出没、梅花盛开、竹林遍地（竹简取代甲骨、兽皮和青铜成为记事的普遍载体）。

　　思想汇聚凝聚民族共识　周设天官冢宰（气候预测）、行四时政令（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法五行御天（观天象、识天气），初步形成了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的农业历法。农耕持续发展、周礼典制齐备、贸易相对发达使得周王朝无比强大，并逐步向长江流域扩张。穆王时西征犬戎、东平徐偃、南讨荆楚，会诸侯于涂山、通西域于漠北、宣王道在东南。“王道乐土”代替了“天道酬勤”，“礼义廉耻、孝悌忠信”的家国四维凝聚了民族共识，对礼仪之邦的向往使天下都以“周人”自居。

　　气候波动险些诱发民族分化瓦解　然周穆王到平王间的小冰河期，关中地区地震、山崩、河枯等灾害频现，汉水两次冰封。加之周召共和、烽火戏诸侯等国事动荡，导致犬戎乘机东侵，杀幽王于骊山、掠财物在镐京，关中良田被毁、王事倾覆。平王迁居中原、驻都洛邑，天子之邦的周人逐步沦落。从“尊王攘夷”的齐桓公到“问鼎中原”的楚庄王，各诸侯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王道衰微、霸道盛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更说明民族的向心力已大打折扣，民族走向了分裂的边缘。鲁虽为周公之后但国小位轻，难以诗书礼仪凝心聚气；田氏代齐失道于民，虽富足天下而没民族共识；赵魏韩三家分晋，丧失了一统中原、君临天下的大好时机；西征犬戎、占据关中故地的“秦”与征服荆苗瓯越、独霸长江流域的“楚”屹然崛起。

　　残暴征服引发民族向心力波动　秦灭六国、设郡县，北抗匈奴、南征闽越，形成了北起大漠、南到交趾、东至大海、西达陇西的帝国疆域。修筑“西引泾、东注洛”的郑国渠、“深淘滩、低作堰”的都江堰和“连湘济漓”的灵渠等水利设施，成就了关中沃野、天府之国与岭南富足，促进了西南部开发与多民族往来。然严酷的法律、沉重的赋税、繁重的徭役致使民不堪负，“焚书坑儒”的霸道行径更是天怒人怨，陷入了国家强盛、民族落寞的怪圈。天下之众喊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口号，假借楚怀王之名一举击碎秦帝国的美梦。然项羽绞杀义帝、横征暴敛，楚称霸中原的努力也梦断乌江，汉王刘邦（也是楚人）一统华夏。

　　西汉的温暖季，核心价值体系促进了强“汉”民族的诞生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气候温暖，如《史记》所云“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阴山一带更是“草木茂盛、多禽兽”，大批汉人进入河套地区（被誉为“新秦中”）垦耕，农牧界线北移至阴山以北与乌兰布和沙漠接壤。但渤海湾海侵（土地盐碱化）、黄河溢流（民众流离失所）也为中原逐渐衰弱埋下了伏笔。

　　贫民帝王、布衣将相，加速了与世卿世禄贵族时代的告别；军功进爵、察举征辟（九品中正），打开了士子成功入仕之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仁义礼智信”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与文化传统，在谅解与包容间形成了民族共识。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华夏民族再现生机与活力。武帝时卫青远征大漠、霍去病封狼居胥、张骞纵横西域、陈汤更喊出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一举打破了“关中居大汉、漠北走强胡”的长期对峙局面，强力征服了阴山南北、河套草原上以天之骄子自诩的匈奴，最终导致了强大的匈奴民族分裂与西迁。民族自豪感在激情燃烧中得到极度释放，“汉”从此成为东亚主体民族永远的代称。

　　东汉至南北朝，百年杀伐中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

　　东汉到南北朝时期（公元25—600年），渤海湾出现冰封，东海、琅琊等郡水井冰冻尺余，气候再次转冷。王莽改制不但没阻挡关中平原的衰微，贫穷饥饿反倒引发农民起义与魏蜀吴三国纷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转瞬即逝，祁连山、天山、阿尔泰山、阴山一带的牧场也因低温干旱而逐渐退化，无法承载壮大并日渐分裂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胡人纷纷顺着河西走廊南下关中、直取中原，农牧分界线从长城迁移至黄河、再南移至江淮。中原士族豪强被迫避祸东南，在淝水风声鹤唳间形成了战略平衡，划江而治、各自发展。

　　匈奴、鲜卑、羯、羌、氐等胡人在北方野蛮地相互屠杀造成巨大的民族纷争，冉闵屠胡唤醒了沉睡在中原心底的大汉情结，强悍的胡人被迫低下了头、逐渐失去民族自觉。从南匈奴称刘冒汉到魏孝文帝（从大兴安岭走出的鲜卑人）迁都，国家治理无不沿用周汉留下来的典章制度，并逐步放弃游牧方式选择农耕生活，主动鲜卑化、汉化。在周汉形成的强大民族意识、农耕文明与文化共识作用下，五胡逐步融入到汉民族的大家庭，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更加豪爽、忠勇、刚毅的性格。

　　大批中原人士无奈偏安东南（晋书所云：“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带动了长江流域与岭南地区的发展，经济中心逐步由中原迁至江南。对失败痛苦的反思，促进了儒释道三教融合，“仁者爱人”“悲天悯人”与“道法自然”等诸多思想的融汇贯通与“温良恭俭让”的道德传统，让“韧性”与“不屈”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积淀的新特质，在宁静包容中与百越民族和谐共生并逐步融合。

　　杨坚作为军事贵族以武力结束了魏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分裂，完成了民族统一。隋设立三省六部、弱化门阀势力、开创科举制度、开凿漕运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盛世升平初显。然而“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隋的“霸道”行径无法达成民族共识，群雄并起间陇西李氏贵族建立新的王朝“唐”。

　　温暖富足的大唐，众多民族在中华大地相互交融

　　隋唐（公元600—1000年）时期相对温暖，长安数冬无雪，梅花、柑橘在关中广泛种植，河套、陕北、银川平原地带相继开展大规模屯垦，农牧分界线再度北移阴山一线。皇族的鲜卑血统与民间思想相对活跃，唐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包容和多元。

　　穆斯林世界的出现　大唐打通了丝绸之路，击碎从鄂尔浑河流域崛起的突厥人觊觎中原的幻梦，使西域成为多民族相互交融的大熔炉。波斯人、阿拉伯人与突厥、回纥、吐谷浑等游牧民族融合，形成回、维吾尔、哈萨克等西北大漠众多少数民族。并从小亚细亚传来了《古兰经》与伊斯兰教，西域与河套地区从此成为穆斯林的天下，清真寺、斋月、肉孜节、古尔邦节成为不可或缺的文化传统。回族因贸易关系后来逐步走出西北，带着宗教信仰散居中华各地。

　　藏民族的诞生与发展　汉代羌人西迁至雅鲁藏布江流域与土伯特人、雅利安人融合同化，历经近千年的繁衍生息，在气候温暖的唐代屹然崛起，吐蕃王国通过唐蕃和盟、联姻（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金城公主与尺带珠丹）与汉民族建立舅甥关系，逐步融入中华，形成常态化的交往。在宋元时期开通“茶马古道”、任用土司，到明清王朝分封法王和活佛（达赖、班禅）、倡导宗教自由。因地处偏远、气候高寒，藏族融入中华民族后仍保持了较为完整的民族体征、文化体系和宗教信仰，藏历、藏医、藏文与藏传佛教都自成一体。

　　皇帝与天可汗的双重称谓，弥合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百年仇恨与杀伐。与天竺、新罗、日本遣唐使频繁往来，形成东亚宗藩和平相处的新秩序。朝贡式贸易代替了武装掠夺，恢弘的万邦来朝的社会秩序从此诞生。文化、科技、宗教、艺术极其繁盛，成为东亚各国纷纷效仿的样板。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开放包容的气质，使海外华侨纷纷以“唐人”自居，社区也以“唐人街”命名。

　　冰河期的两宋，形成王气在北、民富于南的族群差异

　　从《全唐诗》歌咏判断，天宝至五代的300年间东部气候日趋寒冷。唐末湿冷、北宋干暖交替出现，黄河多次泛滥与中原沙荒盐碱渐重，致使河南、淮北一带土地荒芜。南宋（公元1000─1300年）进入小冰河期后，多次出现太湖冰冻数尺、苏州运河冰封、杭州四月飞雪、福州荔枝冻死。

　　安史之乱后，西域、南诏、吐蕃纷纷脱离都护府管辖。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后，致使中原无险可守、门户大开。北宋时期民族刚完成统一，就陷落在歌舞升平与蛮族入侵之中。在西拉木伦河兴起的契丹、从阿什河畔杀出的女真与栖息在河套流域的党项等游牧民族乘机南下，中原故土再次陷落，黄河流域又经历一次民族大融合，因血缘各异、底蕴不同、发展迥异、思想反差，汉民族逐渐产生了巨大的族群差异。

　　北方人的形成　契丹、党项、女真吸取匈奴、突厥和鲜卑等民族消亡的历史教训，效仿中原构建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体系。无奈周汉唐三代所产生的主体民族意识以及农牧文明间巨大的差异，“汉人”意识在中原已深入人心，即使采取分都与南北廷等方式也难于弥合。契丹与女真先后与中原豪强流民共融入“汉”。北方人（史书称为“汉人”）为农牧文明的混合体，加之气候寒冷、战乱频发，使之崇尚义薄云天、古道热肠，五大三粗的体魄显得直爽、憨厚，难免略显粗暴、偏执，北方妇女也都热情奔放、粗粝爽朗。

　　南方人的形成　靖康之耻后宋避祸东南，在长江流域及平原地区大规模兴建水利、开垦圩田、种植棉稻。陶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通航后，农工商发达使偏居一隅的南宋富甲天下（经济总量达世界50%以上），南方人（史书称为“南人”）保留了中原固有农耕垦读的文化传统，江南才子犹如过江之鲫（明代科举被迫开南北榜以确保地区均衡），富商恰似满天繁星（漕运成为南北物资不可或缺的途径）。气候和暖、安逸富足，加之长期实行称臣纳贡的绥靖政策，坚韧柔弱的秉赋养成了南方人思想活跃、开放精明，说话办事自然细腻、精工细凿，有时过于狡狭、拖沓，南方女子大多安静淡恬、柔媚可人。

　　岭南族群的分化　河洛一带（河南洛阳地区）的流民为躲避中原旱灾水患与频繁战乱，“南戍五岭、与越杂处”，秦、晋、梁、宋、明、清六个时期自发、分散地逃荒到湘赣山区与闽粤沿海落户。岭南山多地少、山民彪悍、汉人客居，大多是土著居山渔猎、宿寨为群，汉民住谷农耕、临海经商，造就了客居岭南的汉人“坚韧不屈、尊天悯人、迁徙创业”的危机意识与海洋性格。“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虽保有中原固有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统（中原已消失的河洛话、围龙屋），但因隔山居海、气候各异，先后分化成客家、闽南、潮汕、广府等众多民系。“干活吃饭、死了就算”，重商与漂泊成为新的传统，岭南因此成为贸易最活跃的地区。后来岭南人出闽粤、涉湖广、迁滇川、移居海外，被誉为“东方犹太人”。

　　南北方因地理、气候、物产不同，生活习惯、性情、爱好也产生巨大差异。着装驱寒穿毛、避暑唯丝，是为“南绸北裘”，饮食旱田种麦、水网植稻是为“南米北面”，起居御寒睡炕、祛热眠床是为“南床北炕”，出行平原驭马、水网行舟是为“南船北马”，械斗北方好腿、南人用拳是为“南拳北腿”；语言北地同调、南方九腔是为“南腔北调”，燕赵悲歌苍凉激越，吴越小曲凄婉隽永是为“南曲北歌”，直至徽班进京吸取秦腔后，“南戏北剧”才融汇成国粹京剧。然而“格物致知”的理学思想、“知行合一”的心学理念与“忠贞孝悌”的道德传统，在勤谨敬恕、和慈友爱中得到传承与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务实的生活态度、闯荡的拼搏精神像无形的纽带，将庞大的民族牢牢地拴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