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是，许多历史学家往往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在中国历史上，黄河频频决口，洪水吞没了无数百姓以及他们的财物，造成了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灾难，人们往往用“洪水猛兽”来形容黄河的决口。

 

　　跟黄河相反，长江则是一条造福于两岸人民的河流，它很少泛滥，因水量充沛，航行很方便；两岸的土地肥沃，适宜于耕种。那么，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偏偏选择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发源地、而摈弃长江流域呢？

 

　　根据《中国地理知识》中的统计，黄河从春秋时代至今共决口约1500多次，大改道26次，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害河”。春秋时代至今约有近3000年，可是中华文明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夏朝，比春秋时代早了两千多年，而中华文明就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甚至更早些，那么，在这段时期黄河流域的情况究竟又是如何呢？

 

　　在《中国文化概论》中曾提到：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条件与现在大不相同，一是气候温暖，二是雨量充沛，整个地区为草原所覆盖，而且拥有大量森林，其环境极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及人类安居繁衍，在近代的发掘中，黄河流域发掘出数量众多的动物化石及骨骼，包括现今早已不存在的大象、犀牛、白猿、老虎和熊等。远远超过了长江流域，这说明这一地区在当时的自然环境比长江流域好，适宜于人类居住，良好的植被生态环境使得黄河流域灾害较少。这就说明为什么当时的黄河流域会成了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虽然中国的农耕文明同时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但由于风调雨顺的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比较适宜于远古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更适合粟、稷等旱作物的生长，所以农业生产首先在黄河中下游达到较高水平。因此，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也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中心。而从长江流域出土的远古时代的人、畜化石来看，数量远没有黄河流域多，凡是适宜于动物居住的，也就是适宜于人居住的，因此黄河流域能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就不足为奇了。当时的长江流域非常酷热潮湿，湖北省嘉鱼县蛇屋山一带发现有红土层金矿，这种矿床只能在很长历史时期的热带雨林中发育，证明长江流域在古代的气候条件与热带雨林气候有相似之处。而这种粘性较大的红土层显然不适于木石铜器农具的运用。

 

　　古典书籍中经常提到南方山林中的“瘴气”和“瘴疠”，使中原人视到南方为畏途。瘴气指的是南方山林间湿热致人疾病的“气”；瘴疠中的“疬”使人致病的一种“毒气”。这种“气”集中于南方湿热之地。依照现代科学来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当时人类的医疗水平很低，一些地方性的疾病发病原因不清楚，从而导致瘟疫的流行。所以，当时南方的湿热气候导致瘟疫横行，使当时的长江流域成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蛮荒地带，这在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南征孟获时就记载得很清楚。

 

　　孟获统治的疆土在今云南广西一带，在三国时期经济文化都很落后，被称为“南蛮”。在诸葛亮出征前，许多大臣都劝他不要亲自出征，重臣蒋婉说：“南方不毛之地，丞相兼秉钧之重任，不宜亲往。”所谓“不毛”之地，是指长不出庄稼，不适宜耕种之地。《三国志》在记载诸葛亮南征时曾遇到瘴气及毒水等的侵袭，士兵死伤无数。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也谈到：“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史书中曾谈到：“楚，丛木也，一名荆。”表明在东周列国纷争时期楚人的祖先曾活动于荆山丛林之中。西周初期华夏文明已发展到较高程度，但荆楚地区仍处于艰苦的创业阶段，“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所以中原人把长江以南的南方人称之为“南蛮”、“苗蛮”、“荆蛮”等。连楚人自己也称“我蛮夷也”。直到汉唐北宋时代岭南（广东）仍属流放地。唐代大文豪韩愈上了一道《谏迎佛骨表》，被贬广东潮州，路上他口吟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哀怨之词；另一位大文豪柳宗元被贬到广西柳州，他写了不少有关柳州落后和“不开化”的人文状况，最后郁郁不欢地在柳州病逝，年仅47岁。北宋大文豪苏轼被贬官到潮州，他写到了“日啖荔枝三百颗，此生常作岭南人”的聊以自慰之句。

 

　　由此可见，原始的工具，粘性较大的土壤，湿热的气候环境使长江流域的荆楚文明没有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

 

　　大约在汉代统一天下后，长江文明渐渐发展起来，而黄河文明渐渐衰落，其中的最主要原因有：

 

　　气候的变迁——大约从春秋战国时代起，黄河流域一带的气候逐渐变冷及变得干旱，使北方草木萧条，灾害增多，而南方则变得风调雨顺，更适宜人类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黄河开始有了河患，“河患萌于周季，侵瑶于汉，横溃于宋”。可见在周代以前黄河河患较少，正是因为在这个区域创造了中华文明后由于人为的破坏，才使黄河变成了害河；滥砍滥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河床日益变高等，使黄河变成了一头害人的“猛兽”。

 

　　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奠定基础后，自秦汉以来一直就战乱不断，并对黄河造成极大的危害；例如：在三国时代，蜀汉大将关羽北伐曹魏，双方对峙在黄河两岸，乘天连降大雨，水位骤增，关羽命人驾小船决黄河北岸大堤，水淹曹军，这就是《三国志》中大书特书的“水淹七军”的故事，曹魏军队被淹了20万，当然，陪葬的老百姓则更多。

 

　　铁器大致产生于战国时代，有了铁器和牛耕，才能高效地在长江流域的红土层上耕作，从考古材料看，我国南方的楚、吴、越是最早制造和使用铁器的几个国家之一。尤其是楚国，已掌握了冶炼铁和钢的较先进的技术。

 

　　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侵扰，迫使北方王朝经常南迁，偏安一隅，迫使中华文明一步步向南迁移。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推五代十国时的吴越王钱镠。他统治的疆域是长江流域的中下游——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他得国近百年，在统治期间，提出“保境安民”的主张，百年中没有战乱，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兴办学堂，是长江流域的文明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其后，长江流域的文明明显地超过了黄河流域。

 

　　除了人为因素外，气候变化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地球上的气候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有规律地按“冰期”、“间冰期”（即两次冰期之间较温暖的时期）往复变化的。在“间冰期”内仍然存在着冷暖变化，所以又有“小冰期”之称。由于气候冷暖的规律性升降，造成动植物在不同时期的兴衰变化。在我国5000年的中华文明历史中，最初2000年，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2℃左右。如果在长时期中大范围地变动2～3℃，就足以使生物圈面目全非了。近3000年来的气候变冷，是促使黄河文化衰落和长江文化兴起的原因之一。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是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一个侧面。而游牧民族的南侵浪潮的背后也同样与气候的变化规律有关。从中国历史上说，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殷末周初），公元400年（六朝），公元1200年（南宋）和公元1700年（明末清初）时代。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

 

　　殷末周初是落后的周人消灭了先进的商人；公元400年南北朝的“五胡十六国”是指北方五种主要游牧民族南侵，建立了北中国五朝，并最后融合于汉族的过程；南宋是中国历史上实力较弱的封建皇朝，它受到北方的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南侵而灭亡；明末清初则是北方的女真族南侵并最终灭了明皇朝，这些时代全是寒冷的年代。

 

　　而气候温暖的汉唐两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北方游牧民族节节退让。

 

　　在气候寒冷时期，北方草原区水草不丰，畜群没有充足的食料，促使游牧民族南侵抢掠。而北方农业区也因气候寒冷而作物歉收，灾害频频，农民起义不断，故而更加促进战乱发生，导致中原皇朝南迁或崩溃。而气候温暖时期北方草原水草丰盛，游牧民族缺乏南侵的动力，因此天下比较太平。这就使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了数百年一治一乱的规律，并且逐渐使长江流域取代了黄河流域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