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随着自然环境存在不同时间尺度变化科学概念的建立，对气候演变规律认识的深入，有关气候对人类社会影响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大量成果揭示出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确实存在深刻的影响，人类历史上许多文明的兴衰均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埃及、古印度及两河流域文明的衰亡可归因于严重的气候变干，而全球变暖在文明史上给欧洲、亚洲和北美带来过繁荣的年代，与这些年代相交替的是全球变冷所带来的饥荒与流行病年代；在历史上的气候寒冷与干旱时期，农业减产，从而导致了历史上的民族大迁移。

 

　　最近，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的过去全球变化计划（PAGES）给出了若干有关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全球变化强烈影响古代文明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大约4200年前阿卡得文明（在今叙利亚）突然没落与一次空前的干旱阶段的开始有关；玛雅文明的衰亡对应于公元850年左右持续数十年的空前大旱；在过去6个世纪中，赤道东非地区的每次干旱事件均对该地区的人类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墨西哥高地上1545～1576年灾难性的Cocoliztic流行病发生在16世纪最干旱的阶段，其中1545～1458年和1576～1578年两个时段分别使人口较原来减少约50％。

 

　　目前，发生在地球上以全球变暖为特征的全球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并正在改变我们的生存空间。根据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研究报告，在近百年里全球平均气温已经升高了0.6±0.2℃，其中1976-2000年是增幅最大的时期之一，20世纪90年代是最暖的10年（IPCC，2001），并且这种变暖过程还将继续，到2100年将比1900年上升1.4℃～5.8℃。如何根据现有的科学知识，积极主动地调整人类的行为，以适应全球变暖的形势。全球变化的适应性问题已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科学问题，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事实上，在过去20年里人类针对变暖的适应行为在世界许多地区已经发生。

 

　　IPCC认为，适应是指对现实和预期的气候变化驱动及其作用和影响进行的调整，为趋利避害在过程、实践和结构上进行的改变。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变化适应可理解为人类社会面对预期或实际发生的全球变化的系统运行、过程或结构所产生的影响而采取的一种有目的的响应行为。

 

　　人类所需适应的气候变化既包括长期气候变化趋势，也包括极端气候事件和气候突变。鉴于气候变化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人类必须在气候变化的基础之上建立对策，在全球变化允许的变化幅度和人类可接受的影响范围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趋利避害。因此，人类在适应过程中的主动性显得特别重要。

 

　　主动地适应气候变化能够减轻不利影响，有效地利用资源。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个例子是秘鲁的农民根据每年的气候预测调整他们的作物种植。秘鲁的气候受到厄尔尼诺事件的强烈影响。在秘鲁种植的两种主要作物是水稻和棉花，它们对降水的数量和时间均很敏感。水稻需要大量的水分，而棉花根系较深，在低降水年份也能获得较高的产量。1982～1983年的厄尔尼诺事件使秘鲁1983年的农业生产下降14％，由于对1986～1987年的厄尔尼诺事件作出了预报，采取了主动适应措施，1987年秘鲁的农业产值增加了3％。

 

　　主动适应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要能预知气候变化的状况并对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二是制订合理的适应预案及有效的经济技术保障。尽管有成功的事例，但这两个前提在通常情况下都是很难满足的。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尚难对未来的气候变化作出准确的预测，而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估模式尚处在发展阶段，有时模拟的误差可能远超出实际变化的幅度。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人类可以利用现代仪器设备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监测，但迄今为止，人们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感知并非主要来自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成果，而更多地是从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中获得的，因此，通常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发生后才认识到其变化及其影响。另一方面，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采取适应性措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从一种生产模式调整到另一种模式过程中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如农业生产模式的调整需要进行种子培育、技术培训、设备更新等，对一个大的地区来说，这一过程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且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

 

　　由于人类的认识往往滞后于气候变化，并且在采取适应性措施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人类所采取的适应措施往往落后于气候变化。人类在各种时间尺度上响应气候变化均存在时滞，时滞的长短与气候变化的时间尺度相对应。时滞阶段是人类活动与环境不相协调的时期，适应的时滞意味着在好的环境出现时未能及时利用而造成资源的浪费，而在环境恶化时加重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危害。如果全球变化的阶段性与调整所需的时间相近，甚至会出现生产模式变化与全球变化反位相的情况，反而加重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减小时滞是提高适应能力的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