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已迫在眉睫。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各国对国际社会的责任，也是增强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战略任务。

 

　　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更敏感，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更深刻

 

　　西北地域辽阔，横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一。由于气候干燥和植被稀少，西北地区气候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弱，区域气候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更敏感，其变暖幅度更大、速度更快。自1986年以来，西北地区平均气温升高了0.7℃，增温幅度约比全国平均高一倍，气温升高最明显的北疆西北部、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柴达木盆地东部和河西走廊西端等极端干旱区的平均气温甚至升高了1.0℃至1.3℃。

 

　　由于快速变暖，西北地区气候系统的自然平衡受到了干扰，气候、环境和人类活动之间的耦合关系出现了紊乱：水资源再生能力退化，水循环的某些环节被中断，水资源与生态的自然联系被破坏；并已造成人们熟知的冰川退缩、雪线上升、径流减少及湖泊和绿洲萎缩、沙漠化加剧等一系列水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对农业生产影响也十分广泛。

 

　　气候变暖使黄土高原土壤贮水量减少，土壤干旱加重。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近20多年土壤贮水量减少了40毫米至90毫米；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土壤贮水时段减少了2～3个月；水分匮缺从浅层向深层扩展，水分匮缺时段有所延长。秋播作物播种期推迟4～13天，春播作物播种期提前3～25天；有限生长习性作物生长期缩短3～32天，无限生长习性作物生长期延长7～30天。作物种植格局逐渐由春小麦转变为玉米、棉花等。农作物种植区域向北纬推进了100～200公里，向高海拔地区推升了100～200米。小麦条锈病发生的海拔高界上升了100～300米，发生时间由3月提前到了2月；小麦白粉病比20世纪80年代扩大了一倍以上。

 

　　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能力更脆弱，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更巨大

 

　　在一般情况下，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既可通过自我调节，不自觉、无意识地被动适应气候变化，也可通过技术措施和工程手段等自觉、有意识地主动适应气候变化。西北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落后，社会基础薄弱，无论是对气候变化的无意识适应能力还是有意识适应能力均比较脆弱，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对自然和社会系统造成的危害巨大。由于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前的气候变暖，西北地区的部分区域生态环境退化、水循环过程紊乱、城市废弃、家园荒废、农民贫困化。这给发挥重要生态功能区作用及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带来了重大挑战。

 

　　由于西北地区对气候变化响应更敏感、受气候变化影响更脆弱，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也就更巨大。同时，有意识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受技术水平、资金投入和决策者认识程度等的限制。西北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支撑不力、非科学性决策和经费不足等因素，加大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性。另外，气候变化的未来情景几乎没有任何历史相似性，没有可供我们借鉴的应对措施，今天模拟试验获得的对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都是在假设的气候变暖情景下及目前的自然和社会条件背景下获得的，未必符合未来气候变暖趋势及自适应的自然和社会系统的特征，这种认识的偏差往往会进一步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性。

 

　　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性

 

　　西北地区既是我国生态功能区的重要分布区域，又是我国风能、太阳能和水能等清洁能源的富集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西北地区水电资源占全国的13.2％，风能资源占全国陆上风能资源的三分之一，大部分地方全年日照时数在3200～3300小时。而且，不同类型清洁能源还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其开发效益和可行性均具有一定优势。

 

　　为了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对气候变化影响进行风险管理是十分必要的。西北地区的脆弱性决定了其无意识适应的极限点一般较低，落后的社会状况决定了其有意识适应能力也不会太高。需要通过及时监测气候变化趋势，对气候变化影响进行动态风险评估；并根据气候变化影响的客观指标，开展气候变化风险预警。

 

　　我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也很不相同。一方面，西北地区由于工业化程度比较低，碳排放总量较少，无意识中为我国减排大局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西北地区单位碳排放产生的GDP却较少，碳排放的经济效益较低，低碳竞争力较弱，又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碳排放指标。所以，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全局讲，西北地区既没有必要追求与东部地区平等的碳排放量，也不具备追赶东部地区低碳技术的社会经济水平。可以采取继续保持低排放甚至进一步降低排放量措施，把碳排放指标转让给东部发达地区，支持东部地区进一步发展经济；国家则以碳税或气候变化风险资金等方式建立补偿机制，让西北地区能够共享东部经济发展成果，达到与东部地区大致相当的生活水准，充分调动西北地区减排的积极性，增强全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