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2日，《巴黎协定》把未来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1.5℃提上议程。201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完成全球升温幅度1.5℃影响的特别报告。

 

　　当全球气温升高1.5℃时，地球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将会面临哪些新的困境与风险？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风险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气象灾害风险，实现科学有效的风险预警与防范？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首席专家姜彤认为，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是人类社会未来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极端值、极端事件与社会经济风险密切关联，只有从构成气象灾害风险的基本要素入手分析，探索解决方法，我们才可以在全球变暖面前拿出强有力的盾牌。

 

　　气候变化和社会发展共同决定灾害风险“1.5℃报告的第三章用于专门讲述全球升温1.5℃或2℃时对自然系统和人文系统的影响。要深入了解这些影响，就需要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进行综合考量。而这两者的有效关联是气候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姜彤说。

 

　　从气候变化成因到气象灾害风险预估，以海洋、陆地、火山活动、太阳活动、自然变率等为主的自然因素与以土地利用、气溶胶、城市化、温室气体排放为主的人文因素是贯穿始终的两大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它们共同作用于人类社会，带来未来气候变化风险。

 

　　2015年，全球94%的气象灾害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相关。我国的气象灾害占各种自然灾害的71%左右，种类多、分布广、频率高、强度大、损失重。对比过去三十年，近十年来我国洪涝灾害事件发生频次增加一倍以上，高温灾害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从20亿美元上升到30亿美元，干旱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从60亿美元上升至140亿美元。减轻气候变化风险的途径，就是通过调整自然和社会的适应能力，来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土地利用与能源资源利用的配比格局，从而适应气候变化。

 

　　定义极端事件要结合人文因素

 

　　极端事件以极端值为符号，与经济社会联系紧密，是气象灾害风险管理中至关重要的参考指标。随着风险管理难度与挑战不断加大，极端事件分析的作用日益突出。“若想充分发挥这一作用，就需要从定义方法开始更新与变革。”姜彤说。

 

　　传统极端事件的定义方法仅仅分析单站极端的各种指数，无法结合社会经济等这些面上的数据，也无法对比不同时期的灾害损失情况，更不可能对社会经济风险进行有效评估。久而久之，根据这种定义方法得出的结论开始陷入片面化、单点化的窘境，实际适用性较差。将事件强度、持续时间、影响面积并入定义范围，不断提高极端事件的识别准确性，通过与观测期最强事件的对比，判断灾害事件是否增强，是新定义的关键。

 

　　“以暴雨为例，风险管理从指数指标入手，全面分析暴雨灾害事件，考虑暴雨发生的强度、影响面积和持续时间，叠加暴雨落区 （暴露区） 的人口、财产分布、房屋结构，深化对暴雨灾害影响的认识，有针对性地提出暴雨预警与防范措施。同时，强度-面积-持续时间三维曲线不仅可用于应对灾害事件，还可用于判断灾害事件是否强于观测期。”姜彤举例说，“以极端事件为基础，准确评估社会经济影响，预估未来的灾害风险，是气象灾害风险实现有效管理的必由之路。”

 

　　此外，IPCC最新推出的共享社会经济情景 （SSPs）对用于进行气候变化情景模拟分析的全球定量要素加以更新和完善——除人口、教育和城市化等常规数据外，还增加了人类发展等指数。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将会更加定量化、综合化、立体化、全面化。

 

　　风险=致灾因子x暴露度x脆弱性

 

　　“通常认为，在气候变暖背景下，高温出现的频率将会增加。但如果高温发生在荒无人烟的沙漠，即暴露度较低的地区，就不会对人类社会产生风险；反之，发生在经济不发达、脆弱人群较多的地区，就会产生相当大的风险。因此，对于暴露度和脆弱性，我们同样需要重视。”姜彤说。

 

　　灾害风险是将致灾因子、脆弱性和暴露度共同叠加并综合考虑而生成的。当灾害风险出现时，暴露度和脆弱性是影响灾害风险的关键因素，也就意味着脆弱性与暴露度分析是影响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与防范效果的关键因素。在暴露区偏多并且暴露区脆弱性很高时，非极端事件也可能带来极端影响。积极主动的灾害风险管理，不仅可以减少已有的风险和灾害，更有助于避免未来的风险和灾害。

 

　　姜彤表示，目前气象灾害风险管理研究团队面临着创新压力大、竞争规模大的现状与形势。“灾害风险管理关乎国计民生，全球变暖带来很多新挑战。我们必须自觉行动，把握主动权，力争减少极端天气气候给人们带来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