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帘是淡粉色的，墙上的科普告示是深粉色的，桌上的注意事项、门口的门牌标识、地上的指引箭头，都是粉色。

三十年来，诊室窗外高楼鳞次栉比，院子里的柳树越长越高，但医院里这间计划生育科的粉色诊室巍然不动，陈素文和科室成了一个锚点，守着一条属于女性的避难船。

在这里，计划生育科医生陈素文接纳着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身份、背景、性格、观念的女性。在她身边，这些女性不用感到羞耻，不怕被看见，可以大声讨论面对生育时的困境、焦虑。

在接诊的大部分时间里，陈素文会安静地听完这些女性们的倾诉，仔细地给出治疗意见，然后温柔坚定地告诉她们：“不着急，慢慢来。”

在计划生育科这艘小小的避难船上，陈素文发现，随着教育、生育政策、人口的变化，来到船上的女性们的想法、年龄、诉求也都在发生变化——

更年轻的女孩来找她做人流手术，更年长的女性来找她“保胎”，流产手术越来越复杂、患有各种并发症的女性越来越多，而希望“上节育环”的女性，也随着政策开放重新走进了诊室。

这几年，计划生育科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变化，从“人流”转成了“保胎”。陈素文也感到，相伴三十年的“计划生育”这个词的意义，变得不同了。它不再是具有时代色彩的特定名词，而是更接近词语的本义：“该生的时候要优生优育，同时也要选择一个正确的、合适的生育间隔。”

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更加迫切地想将生育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陈素文总是在想，或许“计划生育科”，也是时候换种称呼了。

二胎政策后，计划生育科的已婚女性

陈素文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头发花白的母亲了。

3月底的北京，正值初春。下午的阳光温暖、明亮，斜斜地透过半透明的粉色窗帘，穿过这位母亲的发丝，洒在陈素文面前一叠叠病历本和诊疗单上。

陈素文隔着口罩向这位母亲打招呼，询问道：“女儿怎么样？”

“8周了。”这位母亲回答道，眼角的鱼尾纹流出笑意。

陈素文低下头，继续看着诊疗单。她的患者并非这位头发花白的母亲，而是她未到场的女儿——一位年轻孕妇。这位准妈妈经历过两次胎停，两个月前终于怀上了孩子，却又因此焦虑，不敢单独去陈素文的诊室看病。只能让由母亲代替她挂号，向陈素文递检查结果。

她告诉这位母亲，让女儿多补血，再来做检查，并叮嘱她向女儿传达，不要害怕，她会一直陪着她们，直到孩子出生。

陈素文本就擅长治疗不孕不育症。2020年“三孩政策”出台，许多因为胎停而需要重复做人流手术的已婚妇女，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她的诊室中。

这些女性大多已经过了35岁，最年长的有44岁，甚至有的女性已经育有一个孩子。她们几乎都属于高危产妇——除了年龄增长带来的亚健康问题和慢性疾病外，她们中几乎一半的人在初产时会选择剖腹产。剖腹产造成的瘢痕子宫，让这些女性重新怀孕的能力下降，怀孕位置风险度增加，让原本“简单”的日间手术变成了“高危流产”。

但这并不能让她们放弃。陈素文的诊室里，到访过太多重复胎停流产的已婚女性。她记得，最多的一次，有一位病人经历了6次流产，仍然希望能“再试一次”。

一次次的失败后，每位女性出现的症状都不近相同，但都会在诊疗结束时问陈素文：“我什么时候能开始再次备孕？”听到她的回答是至少3个月之后，就算隔着厚厚的N95口罩，这些女性们也无法掩饰脸上的失望。

焦虑，在计划生育科的诊室里，是陈素文和已婚女性的共同“敌人”。

除了重复流产和手术复杂度增加外，来问诊的女性年龄也开始两极分化——越来越年轻的未婚女性意外怀孕，排着队来找陈素文做人流手术：“二十年前，我接诊的最小人流患者是14岁，但这几年，我甚至接诊过11岁的。”

而越来越“高龄”的、甚至患有慢性疾病的产妇反而开始备孕、胎停、寻求“保胎术”，中间的年龄“断层”越来越大。

不仅在陈素文的科室，在北京另一家妇科医院的人流室里，20出头的年轻女孩们排着队，等着人流手术；而另一边的生殖中心里，50多岁的夫妇们，仍然在尝试做试管婴儿，努力乘上末班车，“再生一个”。

在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分会第六届主任委员程利南眼中，这与经济压力密不可分：“35~40岁的夫妻，家庭经济稳定了，这时候可能会再想生一个孩子。但多为独生子女的她们，上有四个老人，工作压力大，怎么会想多生孩子呢？”

即便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容易胎停，导致不得不人工流产，但很大一部分选择选择人工流产的已婚女性，仍然是因为“不想要孩子”。陈素文接诊过许多这样的女性，大多因为避孕失败或无效避孕而怀上了意料之外的孩子。

因此，已婚夫妇缺乏相应的性教育，在生育政策宽松的当下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0-2014年，全球每年有超过5600万例人工流产手术，其中73%为已婚妇女。《2006年~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提出，两次生育后的人工流产风险增加，意味着生育2孩后女性的避孕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当陈素文问起这些已婚女性用什么方式避孕时，其中一位回答说，是体外避孕。

陈素文非常直接地说：“你自己也知道，这不能称之为避孕，”她皱起眉头，“根本不安全。”

这位年轻的已婚女性沉默了一会儿，问她：“什么样的人流方式能不伤子宫？”陈素文直截了当地回答：“生下来最不伤子宫。”

这位“北漂”女性，已经结婚并育有一个孩子。在这之前，她也曾做过一次人流手术。忙碌的生活和工作让她无力再去抚养第二个孩子，于是决定流产。

她问陈素文能不能“药流”，陈素文告诉她，因某些原因医院暂时没有提供“药流”了。这种方式效率没有人们期待的那么高，“流不干净”，容易引起并发症。“我们经常收治外院药流不全的患者，”陈素文说。

她听罢，思考了一会儿，与陈素文约了下周的手术时间，反复确认“到时候一定是陈主任做手术”后，才放心地离开诊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