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代大学者梁启超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楚辞》作为中国诗歌两大源头之一，与《诗经》齐名。《楚辞》产生的年代晚于《诗经》，是先秦南方文学的代表，体现了独特的审美精神。东周以降，楚国长期吸收北方的中原文化，并将之结合本土文化，到战国时代乃逐渐摆脱蛮夷之邦的形象。《楚辞》就是两种文化成功结合后的产物。
楚辞，就是楚人创作的诗歌。这种体裁盛行于战国时代的楚国，相对于《诗经》较晚。楚国君臣多娴于辞令，他们对诗歌亦非常注重修辞技巧。因此，这种修辞华美的楚国诗歌就被称为“辞”或“楚辞”。楚辞的代表作家有屈原、宋玉等，有时候楚辞甚至专指屈原的作品。
不同于《诗经》的写实主义，《楚辞》的浪漫主义风格是由楚地广袤富饶的山川、豪迈热情的民风和神秘绚丽的巫文化所造就的。其惊采绝艳的辞章、朗丽哀志的情调、细腻高超的艺术技巧、琳琅满目的神话素材，令人爱不释手。
《楚辞》不仅是汉赋的直系祖先，其辞采和精神更滋养了后世众多的作家。从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到龚自珍，他们的创作无一不受到《楚辞》的影响。民国以后，虽然包括楚辞在内的旧体诗歌不再是文学创作的主要体裁，但现代作家如闻一多、郭沫若诸人，依然深受《楚辞》哺育，而楚辞学也成为了五四以来的一门显学。
楚辞之山鬼
进入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应运而生。在中原地区，散文逐渐取代诗歌的地位。博学多才的屈原纵然与诸子同期，却以诗歌创作闻名于世。他不仅对楚辞这种文体起了奠定的作用，更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流派，宋玉、唐勒、景差皆能祖述屈原的从容辞令。如果说孟、庄、荀、韩的学派皆以义理为依归，屈原的流派则以辞章为核心，难怪历来都有人将屈原列为诸子之一。
屈原的楚辞创作，除有发愤抒情的功用外，更意味着文学意识的觉醒。在中国文学史上，他虽然不是第一位留名的诗人，却以大量精力投入诗歌创作，可说是以诗歌为寄托、为志业、为生命。因此，屈原有“诗人之祖”的美誉，衣被百代，晖丽千秋。
除了声调外，楚辞还有不少其他特色，北宋末年学者黄伯思便做过一番归纳：
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故可谓之楚辞。若“ 些”、“ 只”、“ 羌”、“ 谇”，“ 蹇”、“ 纷”、“ 侘傺” 者， 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 修门、夏首者， 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芷、蘅者，楚物也。
《楚辞·离骚》 插画家陈丝雨 作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楚国的文化背景。楚文化与北方的诸夏文化颇有差异，楚人信巫觋、重淫祠，虽君主亦不例外。所谓上有好而下必甚焉，楚国巫风之盛，可想而知。而重想象、重抒情、斑斓陆离、恢诡奇绝、充满神话色彩的楚辞作品，就是这种文化风俗影响下的产物。《离骚》《九歌》《天问》《招魂》等篇章中关于宗教活动的记载，往往可见。
其次，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对于楚辞风格的塑造，也是一个关键。屈原忠君爱国，却遭谗害而被疏远、放逐，眼见君昏国危、民生困苦，屈原于是创作了《离骚》等一系列作品来讽谏君王，一篇之中，再三致意。
明代吴讷《文章辨体》说：
采摭事物、摛华布体谓之赋……幽忧愤悱、寓之比兴谓之骚；伤感事物、托于文章谓之辞。
吴讷虽然将辞、骚并列，但“伤感事物”是概言辞体，“幽忧愤悱”是专论屈作，因此将屈原的《离骚》等作品归在辞这一类，毋庸置疑。整体而言，吴讷认为辞这种文体表达的心情大率是哀怨的。
越人歌
进一步说，楚辞（以及其所渊源的楚歌）所表达的哀怨心情往往是一种无可奈何感，如《大司命》云：“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项羽《垓下歌》：“骓不逝兮可奈何？”刘邦《鸿鹄歌》：“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还有《越人歌》的无奈是不为鄂君所知，《离骚》的无奈是怀王不能任贤，《大风歌》的无奈是猛士难求……这种无可奈何之感，是人类面对不如人意的世事却又无能为力时所滋生的悲剧情愫。
在神话传说中，楚人的远祖古帝颛顼是一个神奇的人物。他有上帝的神格，尝命其子重黎绝断了天地之间的通道，曾造《承云》之乐，死后还化为沟通阴阳两界的“鱼妇”。重黎就是著名的火神祝融，相传他兽面人身，乘坐两龙，能够光融天下。楚人的这些先祖，充满了神奇的色彩，与上古宗教巫术的关系密切。此外，根据新出土的“清华简”《楚居》记载，楚王室的先祖季连曾娶商王盘庚之女为妻。不难想见，武王伐纣后，作为殷商外戚的楚王室对于新兴的周天子在感情上有所抵触。
周成王时，楚人的领袖熊绎受封为子爵，带领人民在南方筚路蓝缕，开发山林。从此以后，楚地疆土日扩，成为南方大国。由于楚国与周天子没有血缘或姻亲关系，又僻处南方，所以一直被注重宗法制度的中原国家视为蛮夷，受到排斥。正因如此，楚国保存了许多上古、夏、商时代的宗教巫术文化。屈原是楚国的重臣，曾掌巫史之职，熟悉这些宗教活动。因此，他的作品朗丽绮靡、志哀情深，既善于铺陈，又富于联想，这与楚国巫风的熏浸是分不开的。
火神之后筚路蓝缕创立强大的楚国
楚国在文化上虽然视周为落后，却能不断地学习中原文化。故此，楚国文化既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又具备了广博的襟怀。屈原熟悉中原的思想礼仪、历史掌故。如在《天问》篇中，屈原历数唐、虞、夏、商、周这些中原王朝的史事，篇幅比例大大超过楚国史事，可见他不仅了解，而且认同中原的历史文化。这正是楚国文化开放自由、有容乃大之气象的体现。
屈原生活于战国晚期，年代稍晚于孟子、庄子，而比荀子、韩非子稍早。屈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对于北方诸夏文化的经典非常熟悉，并把其内容思想融入自己的诗篇。
如《离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与《尚书》“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九歌· 东君》“援北斗兮酌桂浆”与《诗经· 小雅· 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与《诗经· 商颂· 长发》“禹敷下土方”，内容文字都两两相近。
非仅如此，从屈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对各家学说都有深入的了解。儒家主张的仁义之道，屈原非常推崇：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种思想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得到了继承：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
楚庄王问鼎中原
除儒家的先王外，法家所取法的齐桓公、秦穆公等霸主，屈原也表示尊尚：
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甯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
他在早年助怀王变法，可谓继轨吴起的法治观念：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
在流离愤懑的放逐之际，屈原的思想一度倾向于道家，希望能够抛开俗世，超然高举：
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远游》）
综而观之，屈原对诸子的思想，无疑是有足够的认知、理解和接纳的，但与各家的主张也有不合的地方。比如说，儒家推崇的周公、孔子，屈原作品中从未提及，这与儒家经典如《孟子》《荀子》等颇为不同。而屈原被流放的事实，也证明他不像商鞅、吴起等法家中人拥有高明的干君之术。至于《渔父》一篇，更说明屈原的思想与道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各家的思想学说，对于屈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影响。然而屈原毕竟是诗人，而非思想家。要勉强把他划入某一学派，以求概括他的思想，实不相宜。
自古至今，楚辞学都堪称“显学”，历代楚辞学著作的数量非常庞大。
《楚辞》的文字较为古雅，作品长度一般也超过绝句的篇幅。因此，今天一般大众对《楚辞》的爱好似乎不及唐诗、宋词，遑论其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然而，《楚辞》和唐诗、宋词一样，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能使当代读者滋生永恒不变的审美愉悦。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体现了对理想之追求的执着；“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晕染出淡雅素净的秋色影像；“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深得男女恋情三昧；“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光眇视，目曾波些”如工笔画出的仕女图，如是这般令人目不暇给。
其次，《楚辞》文本涉及的面向更是跨学科的。举例而言，《天问》所记载殷商的重要先祖王恒，完全不见于《竹书纪年》《史记》等书记载，却能与出土的甲骨文相印证。又如《湘君》《湘夫人》二篇，可以让我们了解虞舜二妃传说在荆楚大地的演变情况。复如《招魂》以传统宗教仪轨的形式注入新的内容，体现出作者对怀王客死异乡的痛悼和国家前途的忧思……可以说，无论在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范畴，《楚辞》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作者陈炜舜，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