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闹过瘟疫，宋朝当然也不例外。翻开《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里面有对宋朝瘟疫的不完全统计：

963年，湖南疫。

975年，南土卑湿，秋暑多疫。

992年，都城大疫。

994年，京师疫。

997年，江南多疾疫。

1003年，京城疫。

1010年，陕西民疫。

1019年，燕地疾疫。

1033年，南方大旱，人多流亡，因饥成疫。

1049年，河北疫。

1051年，南方州军连年疾疫，其尤甚处，一州有死十余万人。

1054年，京师大疫。

1060年，京师民疫。

1075年，南方大疫，两浙无论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

……

你看，每隔几年或者十几年，就会有一个地方爆发瘟疫，而每次瘟疫爆发，都会带走大量生命。“一州有死十余万人”，“死者十有五六”，多么惊人的死亡数字！

《宋史·孝义列传》里面载有死于瘟疫的具体事例，今日读来，相当凄惨。

事例一，杭州百姓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时疫死”，只剩下范法先一个人。但他也被感染了，已经进入危重状态，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无力掩埋亲人的尸体。幸亏同族亲属范叔孙出手相助，给范法先送来了药物和食物，并将死去的那七口人予以安葬。

事例二，江苏吴兴百姓吴逵，“系以疾疫，父母兄弟嫂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一场瘟疫袭来，仅仅吴逵一家就有十三口人遭难。吴逵本人也去鬼门关走了一遭，“逵时病困，邻里以苇席裹之，埋于村侧。既而逵疾得瘳，亲属皆尽。”吴逵昏迷不醒，邻居以为他死了，用芦席把他裹起来，草草浅埋在村口。过了几天，吴逵竟然苏醒，从墓穴里爬出，但是他的亲人全都不在了，只剩下他一个，孤苦伶仃活在世上。

看到这样的案例，我们应该体会得到，疫情中的死亡并不只是数字和图表，那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那是一场又一场撕心裂肺并且绝望无助的人间惨剧。

宋朝没有显微镜，人们意识不到瘟疫是由病菌和病毒造成的，但他们一定注意到了瘟疫的传染性，他们意识到接触感染者和死者是一件风险很高的行为，很可能让自己也染上瘟疫。《宋史·孝义列传》描述了这样的现象：“亲邻畏远，莫敢营视。……丧尸经月不收。”亲戚和邻居害怕感染，不敢探望病者，不敢埋葬死者，有的人死了，尸体在家停放一个月，都没人敢去安葬。

某个地方有了灾荒，当地百姓为了活命，会向别处逃难，俗称“逃荒”。某个地方有了瘟疫，当地百姓为了避免感染，也会向别处迁徙，史称“逃疫”。逃疫能让一部分外逃者避开瘟疫，但是外逃者当中必然有人已经感染，他们会将瘟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口染上瘟疫。

北宋大臣富弼是《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的门生，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作者晏殊的女婿，此人总结过民众四散逃疫和官府救灾不当的后果：“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宋史·富弼传》）以前官府救灾，在城里定点施粥，让难民都来领取。结果呢？难民大量聚集，瘟疫迅速传播，有的人正排队领粥，排着排着，突然倒地不起，染疫而死。用这样愚蠢的办法赈济灾民，弊大于利，后患无穷，名义上是救人，实际上是杀人。

富弼在河北当官时，黄河决口，几万人死于滔滔洪水，待洪水退去，尸体来不及掩埋，引发一场瘟疫。富弼不敢把逃荒和逃疫的难民聚集到城里，他采取了相对科学的措施：“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苏轼《富郑公神道碑》）临时征用空闲的公房和民房，共十万多间，让难民分散居住。“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同前）暂时开放国有山林和国有湖泊，让难民进去砍伐和捕捞，渡过无衣无食的难关。“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将无人掩埋的尸体搜集起来，集中掩埋，减少传染源。《宋史·富弼传》对此有高度评价：“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富弼的方法既简便又全面，成了各地官员救灾抗疫的指南。

范仲淹有一个小表弟，名叫滕元发，此人在山东郓城当官，听说安徽和河南闹瘟疫，预感到将有大量逃疫者来到他的辖地避难。他的做法与富弼相近：“先度城外废营地，召谕富室，使出力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间，并灶器用皆具，民至如归。”（《宋史·滕元发传》）先在郓城郊区征用一批废弃的军营，然后让当地富人捐款建房，一晚上就在废弃营地上建起两千多间简易窝棚，窝棚里还砌了灶台，备了家具。逃疫者来到郓城，不必进城，在这些窝棚里就地安置，分散隔离，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

滕元发与苏东坡是至交好友，苏东坡去杭州当官，正赶上杭州闹瘟疫，苏东坡是如何应对的呢？《宋史·苏轼传》是这么写的：“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准备大量的米粥和中药，派差役陪着医生去各个社区送饭送药。“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同前）又自掏腰包，捐出黄金五十两，建造隔离点，名为“病坊”，让症状明显的感染者去病坊居住，官方供应饮食。

我们知道，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家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文章写得好，在抗疫方面也积极果断，条理分明。查《宋史·曾巩传》：“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亭、传，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视诊，书其全失、多寡为殿最。”江西爆发瘟疫，曾巩命令各县、各乡、各村和官道上各个国营招待所，统统置办药物，供病人取用。他还把衙门里的房子腾出来，让无人照顾的病人居住，由官府提供饮食和被褥，并派医生诊治。这些医生可以得到奖励，谁治愈的病人多，谁得到的奖励就多。

苏东坡的父亲是苏洵，苏洵年轻时为了做官，曾经向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田况上书，而田况有一个侄子，名叫田昼，曾经在河南淮阳担任知县。淮阳爆发瘟疫，人人纷纷逃难，连田昼的副手都跑了。但是田昼坚守岗位，“日挟医问病者药之，遇疾卒，淮阳人祀以为土神。”（《宋史·田昼传》）每天都带着医生去给感染者治疗，结果连他也染上瘟疫，不幸殉职。淮阳人感激他，爱戴他，瘟疫过后，给他建了一座祠堂，把他当成土地神来供养。用现在的话讲，田昼这位亲民官，属于最美的逆行者。

臣子如此尽心抗疫，宋朝皇帝表现又如何呢？《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仁宗在位时，京城开封爆发瘟疫，仁宗让太医研制药物，太医说需要犀牛角，仁宗就让太医从宫廷仓库里拿。一个太监说：“这里面有一只通天犀，陛下还是把它留着吧。”仁宗说：“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亲手把那只通天犀捣碎，让太医做成了药物。放在古代中国，这样的皇帝实在算得上一个有人味儿的好皇帝。

犀牛角对瘟疫有疗效吗？未必。宋仁宗还颁布过一部《庆历善救方》，里面收录了许多据说可以抗疫的奇方，那些方子真的有效吗？也未必。坦白讲，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埃及，都曾经发展出自成体系的传统医学，但是当瘟疫降临，没有任何一个古代文明有能力通过医药来治愈多数患者。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上，真正能与瘟疫抗衡并且使人延续至今的法宝，不是掺杂了玄想和巫术的传统医学，而是每一种动物族群都具备的自体免疫力。甭说古代，就算到了今天，现代医学突飞猛进，基因测序已经成熟，大样本随机双盲检测的药物研发客观理性，我们在随时都会变异的病菌和病毒面前，仍然感到有心无力。迄今为止，全世界对付瘟疫的可靠方法，仍然是尽可能将感染者与没有被感染的民众隔离开，断开传播链条，再用现代医学手段帮助感染者自愈。

回过头来继续说宋朝。由于治疗手段的落后，由于卫生观念的愚昧，由于古代官府动员能力的不足，由于没有现代通讯技术和监测技术的配合，宋朝皇帝再仁德，宋朝官员再尽心，也不可能治愈大部分感染者，他们甚至无法开展一场全面的隔离工作。所以，每一场瘟疫都伴随着巨大的死亡规模，官方最后要做的环节，往往是收尸。

北宋前期，京城开封设有“福田院”，既收养孤寡和弃婴，也埋葬无主的尸体。北宋末年，蔡京执政，增设“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居养院收养孤寡，安济坊收治病人，漏泽园掩埋尸体。这些机构被宋徽宗推广到全国，强迫各州各县都要兴办，但是当时的国力绝对无法支撑举国一体的官办慈善，再加上官员权力缺乏制衡，基层官吏上下其手，各地的居养院和安济坊往往徒具形式，唯独漏泽园开支较小，还能正常运转。

漏泽园收埋尸体，搞的是土葬，民间收埋则流行火葬。南宋志怪小说集《夷坚志》有云：“江吴之俗，指伤寒为疫疬，病死气才绝，不敢时刻留，……至秋，将火葬。” 江南地气潮湿，气候温暖，病菌很容易传播，造成大面积瘟疫，谁家有人病死，不招魂，不换衣，不小敛，不做铭旌和魂帛，直接盖棺，钉死，抬到外面，秋后火葬。《宋文鉴》也记载：“或以恶疾而死，俗云有种，虑染其后者而焚之。”如果某人死于瘟疫，他的亲属就会说他身上藏着“病种”，必须火葬，否则病种会逃出，让亲属得病。

咱们现代人都有这个常识：火葬之时，大部分病毒、病菌和寄生虫都会随着死者的躯体化为灰烬，确实有助于卫生，确实有助于抗疫。可惜的是，一些迂腐不化的宋朝士大夫可不懂这个常识，以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为例，他当太原知府时，“其境土狭民众，惜地不葬，纯仁遣僚属收无主烬骨，别男女异穴，葬者三千余。”（《宋史·范纯仁传》）太原人多地少，老百姓珍惜土地，不愿土葬，只搞火葬。范存仁作为正宗儒家门徒，从意识形态上认为火葬不好，烧毁父母身体，简直十恶不赦。所以他派下属到民间访查，凡是火葬的，把骨灰搜集起来，官府出资，埋入墓地。他在太原干了一任知府，埋葬了三千多个死者的骨灰。

上述故事见于《宋史》，修撰《宋史》的人是将范存仁当做好官来歌颂的。站在经济和卫生的角度看，范存仁为了维护土葬的旧习，不但害得太原又损失一大片耕地，而且还会让瘟疫传播得更快。像他这种官员，就属于好心办坏事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