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别林斯基在著名的论文《俄罗斯文学思考札记》中首次提出 ：俄罗斯文化与其它欧洲国家文化的区别不是哲学，不是社会思潮，也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正是文学。

　　此后，赫尔岑在著名的《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文中同样指出，欧洲文化中缺少这样的文学因子，缺乏如此意义上的文学。只有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文学才获得了特殊地位。它成为了社会讲坛。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俄罗斯文学成为哲学、政论、宗教思想，甚至是社会科学的替代物。

　　一般说来，俄罗斯文化具有混合性和内部同质性等特点。近三个世纪以来，它又开始呈现出综合了俄罗斯文化多样性面貌的文学中心主义特征。这就是说，文学成为十八至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化系统的核心构件。它不仅对造型艺术、音乐、戏剧和稍晚的电影、电视等艺术形式，而且也对艺术之外的哲学、宗教、社会思潮、新闻学乃至今天的互联网均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主题与客题，观念与形象，体裁与风格，情节与场景，人物与性格—— 这一切都由文学来指定。

　　文学相较其他艺术形式有先天优势

　　总的来说，俄罗斯文学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非常紧密， 如此紧密的联系或许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很难找到。俄罗斯文学史与表现为各种文化形式的精神生活的不断发展直接相关。可以将俄罗斯文化中的这种“元历史”特征称为文学中心主义。因为，总体上，俄罗斯文化强烈地倾向于利用文学形式进行自我展现。

　　十九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普希金、果戈里、丘特切夫、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契诃夫等人的创作便是这样的例子。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的鲜明例证体现在高尔基与马雅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与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布宁与纳博科夫等人的创作中。

　　俄罗斯文化通过语言来表达其思想形象内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该特点并非俄罗斯文化所独有。世界其它发达文化也具有类似的特点。至少在其历史成熟期的某个特定阶段是这样。比如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中国、北美和拉丁美洲等。但在俄罗斯文化中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广泛和显著，因而可以认为文化中心主义是俄罗斯文化的特质。

　　文学作为一种与语言文字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具有包罗万象的通用性。这体现在文学有能力将神话的、宗教的、哲学的、社会政治的、科学的、日常生活的和一切其他的观念与形象用艺术审美的形式传达出来。

　　借助于人类交往与文化中的通用材料（比如词语、自然语言的表现力手段等），文学成为所有艺术中最具时代精神的一种。同时与造型、音乐、雕塑等艺术形式相比，文学在传达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社会以及特定科学等思想观念时具有极大的可能性。

　　因此，在俄罗斯文学中产生了如此观念丰富的体裁形式（如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费特、索洛维约夫、勃洛克等创作的哲理抒情诗和宗教抒情诗；哲理小说与意识形态小说、悲剧小说、社会心理小说、讽刺小说、道德说教小说等）要比在俄罗斯绘画、建筑、音乐或舞蹈等艺术形式中显得自然地多。具体的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前夜》；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悬崖》；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一个城市的历史》、《当代田园诗》、《戈洛夫廖夫老爷一家》等。

　　与此同时，文学又是所有类型（如与哲学、宗教、道德、法律、政治道德学说和行政公文相比，更不用说与科学理论相比了）中最具文艺性的一种。借助语言文本的隐喻意义和象征意义，通过优先利用文化中的形象联想资源而不是文学的逻辑话语内容，文学不仅可以直截了当地，而且还能间接地、寓言性地、隐喻式地表达各种思想、观念及理论，展现任意文本背后的隐秘思想、潜台词或是产生与其它文本的各种联想关系（如互文本联系、超文本联系）。这使得文学能够将自己深刻的内容隐藏于意义丰富的形象和象征符号背后，通过使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可有效避开追踪。

　　这样一来，十九至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化文本和俄罗斯历史中共同的问题场而逐渐形成的。在这里，各种文化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和超文本性联系通过文学而实现，以此构建了整个俄罗斯文化的价值意义与概念体系。俄罗斯文化的其它组成部分（视觉、听觉、智能、行为等文化文本）之间通过文学中心主义系统、有组织、各司其职地结合在一起。

　　文学比任何其它艺术都更有理由被视作多层语言文本，它总是能够充当文化的文学再现之范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名字成为整个俄罗斯文化的标志和象征。他们各自创立了俄罗斯历史文化以及艺术审美发展的基础。

　　当文化特定领域之间的矛盾（如政治与哲学、宗教与科学、道德与艺术、十九世纪审查制度与发行物之间的矛盾）导致思想斗争的激化和不可预知的文化后果时，文学中的文化学倾向就会清晰地表现在这种文化中。俄罗斯文化就属于这类文化之列。

　　应当注意的是，一方面，不要把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这与休闲文学和政论文不同）归结为宣教本身；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文学视作像音乐一样的艺术。

　　因此，俄罗斯文学中甚至连那些最具政治化色彩的作品（如赫尔岑的《谁之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高尔基的《母亲》、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好！》，也包括法捷耶夫的《毁灭》和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作品）表现得也远非只有政治构想的主题——虽然乍一看来，这些作品中正是反映了这样的主题——而艺术性极强。相反，还有许多一致被公认为“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具有纯美学的意义，而且也表达出深刻的哲理思想、宗教道德和社会历史意义。比如普希金、丘特切夫、费特、马依科夫、阿·康·托尔斯泰、波隆斯基、安年斯基、巴尔蒙特、索洛古勃、勃洛克、别雷、库兹明等人创作的一些诗歌作品。

　　文学中心主义的起因

　　俄罗斯文化的文学中心主义产生的原因有：斯拉夫文字的发明恰好与古代罗斯基督教化和文学的诞生同步；多个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一直保留着混合性特点；十七至十八世纪之交 俄罗斯文化的世俗化进程；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期俄罗斯文化与文学中的国家意识化；文学变成了一种有效的传播工具。

　　在俄罗斯，文学意象被视为是无所不包和贯穿一切的，几乎是一种形而上的常量。这种认识就算尚不具有独立意义，但其传播范围已然很广。其中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众多异质文化因素相结合的结果。这些因素影响到作为社会文化生活语意中心的语言艺术的历史选择。这其中可以指出俄罗斯文化的以下基本特点，它们或许构建了俄国文化的基础类型与体系，至少，可以做此设想。

　　1）俄罗斯习性类别上的特殊性，它与语言生活紧密相关，表现为要求就最迫切的社会问题进行公开表达意见和集体讨论的权利。

　　2）以书面文本形式记录下来的俄罗斯历史文化进程与俄罗斯文学史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从罗斯受洗就开始了。罗斯受洗是一件大事，它不仅与俄罗斯历史的基督教起源有机结合，而且还与斯拉夫文字及俄罗斯文学的诞生密切相关。

　　3）与东西方跨文化交流的成果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俄罗斯文化文本中，并通过语言表现形式呈现于俄罗斯文学中。俄罗斯文学侧重跨文化对话，追求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4）俄罗斯独特的历史经验促进了俄罗斯文化自我语言意识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实践、社会文化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形成。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言语或者与言语密切相关的形式呈现的，因为对所有母语者来说，言语是最大众化、最有效的方式。

　　5）俄语自身的丰富和独特性。俄语的表现力手段（语音、词汇语义、修辞、联想等手段）能够做到使用语言形式传达拥有巨大道德审美和宗教哲学潜力并发出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响亮之声的宏伟思想和形象。正是因为俄语具有如此包罗万象的可能性，几个世纪以来创造出既具民族意义又具世界意义的伟大文学，同时这种文学表现出思想深邃，形象丰富的特点，且这一特点涵盖了俄罗斯文化的所有相邻（乃至更远的）领域。

　　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在文化的其它特殊表现形式（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中处于“中间的”（中介的）位置，因此它发挥着联系沟通其它文化现象的功能。与哲学和科学相比，文学更加大众化，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前者要求主体具有专门知识、技能和智力经验，或者要求与主体个性投入相关的特殊文化实践中（如音乐、造型艺术或戏剧）。

　　从这方面看，每位读者都拥有参与到现有文本创作过程的潜力，而每个掌握文字的文化主体都有成为作家的潜力。这样一来，问题一方面在于阅读的深度（或对所读内容的理解程度），另一方面在于写作形式的精炼程度（范围从公文、信件到文学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