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杜甫，内心里不禁涌动着一种为文的敬仰。作为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写过一千四百五十余首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其诗歌被称为“诗史”，其名号被尊为“诗圣”。而笔者尤感亮眼的是，杜甫青壮年时曾两次游历山东，写过八首带有山东色彩的诗作，其中《望岳》诗中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中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分别成了省城《齐鲁晚报》的“青未了”副刊、《济南时报》的“海右”副刊名号，既见文化底蕴深厚又具鲜明的地标特色。故杜甫至于笔者，专享的是“诗圣”的崇拜，文人的崇拜。尽管他在唐肃宗年间曾官左拾遗，后入蜀做过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其为“杜拾遗”“杜工部”，但与其煌煌诗作相比，他在官场上的那点事儿，一直被忽略不计了。

然而，当孙小潭、孙锡刚父女的新书《杜甫：诗中的病》映入眼帘时，却令笔者眼前一亮。长期阅读写作的实践，让我生发出的第一反应是一个赞词：“不明觉厉”。因为此书既颠覆了烙印于我心的杜甫元素符号，也突破了杜诗作为显学研究的传统通常模式，如同鲁迅先生那句名言：“孔雀开屏固然美丽，但却把屁眼给露出来了”，见常人之未见、成常人之未成。这无疑是一种研究的功力，一个慧眼独具和与众不同。亦即是说，仅就《杜甫：诗中的病》这个书名，便有一种抓人眼球、诱人想读的感觉。

当我带着新奇与惊喜几乎一口气读完了这本３０多万字的新书时，一种“明而觉厉”的享受又横空而出。这本书是在孙小潭硕士论文《杜甫的以“病”入诗》的基础上充实完成的，书中所引用的材料，不管是杜甫的生活及其诗歌，还是相关的药物药理、病名病理等等，都在坦陈与刻绘中游刃有余，在对杜甫自我把脉式的诗作解析中浑然天成，展现了文化美感与康健雅正气息的追求，告诉了读者一个不一样的杜甫：他既是一位病者，也是一位医者；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圣，又是一位胸怀天下的仁人。从而使杜甫这个历史人物，形象更丰满，印记更深刻。这无疑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价值看点，一个文化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