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淮南王刘安在他编纂的《淮南子》中写下这番对鬼神形象的描述时，他的伯父汉文帝，却在未央宫宣室，召见了当时名满天下的才子贾谊，与他谈论鬼神直到夜半。

这或许算不上是个戏剧性的巧合，但却引人深思：既然鬼无法被人类的视觉与听觉所感知，那么人们又为何如此热衷于谈鬼？

鬼没有外形声音，但谈鬼之人又往往会将鬼具象化为可视可听可以感知的存在，《异苑》中“长三尺，一足而鸟爪，背为林嘉”的鬼，《幽明录》中“面上黡深,目无瞳子,唇褰齿露,手执黄丝”的鬼，谈鬼者描述得有模有样，听者犹然宛在目前。纵使是在现代社会，鬼已然被科学理性之光一路追逼，几乎逐出了存在的躯壳，退回到虚构的想象世界，但在想象的国土中，鬼的魅力依然不减，在故事中耸动人的身心，在荧幕上震动人的耳目。

鬼本身固然给常人带来惊惧，但谈鬼却能带来远大于惊惧的刺激与趣味，以至于我们常常沉湎其中，却忽视了这个从古至今常伴左右的“视而无形，听之无声”却又被无数的谈鬼者看到听闻的鬼，与人类的文明史一样古老，因此，鬼值得严肃对待。

任何读者想从蒲慕州教授这本《早期中国的鬼》里面获得鬼故事刺激，或期待从阅读历史著作中收获确凿无疑的论断、指引、宏大叙事，无疑都会大感失望、无所适从——这本书的史学趣味完全与此背道而驰。

人类学家玛里琳·艾维（Marilyn Ivy)评价日本民俗学开山之作《远野物语》，有种“精致的怪异”，介于文学与科学之间。因为这本书主要记录日本岩手县远野乡一个当地居民的记忆与口述，是一本民间故事集，作者柳田国男既承认这是一个文学作品，又说自己对内容本身没有做过任何解释或评论，是用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态度来记录。

《远野物语》初版问世于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但柳田国男这个解释几乎与中国东晋《搜神记》的编撰者干宝毫无二致，都强调作品的“实录”精神。只是柳田国男所处时代，已经有了“科学”与“文学”的学术自觉，而干宝标榜的是中国传统史官的工作精神。玛里琳·艾维指出柳田国男的写作实际上是对自然主义式直接表现的模仿，她引述三岛由纪夫的分析，说这个文本在叙事结构上是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缺乏作者的统一，叙述上很少起承转合，也几乎没有劝谕意义的结局，有时说着说着突然停下来，好像缺乏故事的完整性，以至于产生一种“不可预测的恐怖”。如果我们熟读六朝志怪小说，会发现这些描述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