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人类学家》，作者：［英］奈吉尔·巴利，译者：向世怡，版本：后浪 海峡书局 2023年9月（海报设计：刘晓斐）

推荐理由：

“人类学不是一项危险的运动”——当你看到这句话成为全书的开篇头一句，就应该心里明白，人类学绝对是一项“危险”的运动。奈吉尔·巴利已经在他的上一本人类学经典名著《天真的人类学家》中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在他的新著《倒霉的人类学家》中，他证明了人类学不仅“危险”，而且“倒霉”。这一次，他终于离开了非洲大陆多瓦悠人绕来绕去的祖先和膻臭扑鼻的老羊肉，踏上了地球另一端的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冒着让一路上的人都发出幸灾乐祸大笑和黑压压蚊子围攻的风险，骑着一匹脾气差得惊人的肥马，在长着锋利叶片的潮热密林中寻找传说中吃人肉的托拉查人。如果说在非洲遭遇的嚼不动也要硬塞下喉咙的老羊肉，那么在这里，这位倒霉的人类学家穿在身上的衣服却会让他“食物中毒”。

相信任何一个人在经历了巴利在书中描述的一切，都会相信自己很“倒霉”——是啊，谁能想到一件当地的马马萨斗篷能把自己搞到险些失明休克的地步。但人类学家似乎就是这样一种自寻倒霉的行当，并且会把这种倒霉转化为自己研究的课题。只是很少有人类学家像巴利那样，愿意如此坦诚且详尽地讲述自己倒霉的经历——那些精心撰写的研究报告总是以一种专业且不乏关切的笔触描述自己的研究对象，客观与理解才是人类学家必备的美德，而倒霉，不外乎是暴露了自己不是格格不入，就是高高在上——一个真正融入了研究环境的人类学家是不会抱怨自己倒霉的。

但奈吉尔·巴利却通过自己一连串的“倒霉”经历告诉读者，这是谎言啊，谎言。倒霉应该是每一位人类学家的必修课。人类学家就是一个初来乍到的闯入者，就是需要一个从格格不入到熟悉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倒霉既是一场试炼，也是一种方法。人类学家常常只将前往造访的原住民当作研究观察的对象，却忘记了自己在对方眼中，同样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研究观察对象。那些原住民对自己作出的反应，同样也应该是人类学研究关照的对象。就像那些用“杏仁般的眼睛清澈、天真”地盯着他，摊开手掌向他说出“游客——糖果——钱”这个“不可分割的组合”那样，这是他们对外界闯入者的观察与认知方式，而人类学家在这里自己也成了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一个剥离了研究者自身存在的人类学研究是有缺陷的，就像一个头次面对镜头的采访者所说出的话那样，他不可能面对长枪短炮一样的摄影器材言行若素，人类学的眼光亦复如是，它似乎只是客观地描述了研究对象，却刻意遮蔽了这不过是自己眼中的研究对象而已。

巴利在书的最末讲述的那个内内克的故事很具有某种隐喻的意味。这位托拉查人的族长，当地宗教传统的中心人物，作为村中唯一的非基督徒，他说他将“在自己的宗教中初升，将在自己的宗教中死去”。一旦他去世，那些传承久远的数千行的诗句，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仪式，都会随之消失。对人类学家来说，这确实令人难过，似乎也是一场当地文化的挽歌。但他也是个跨足现代世界的人，他曾是一名咖啡经销商，他在日本占领时期藏匿印尼华人，将自己的儿女送进学校读书，“他们从学校里知道这种宗教，如果不是因为学校，没有人会改变，但这也很好，没有学校，我们都会像过去一样无知”——人类学家期望自己踏足的是一片没有受到外界文明“污染”的纯净之地，那里保存着自己渴求的原初的研究对象，那些古老的传统，那些代代相传的仪式。他们告诫自己不要去干涉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要客观，要理解，但在内心中，他们依然希望自己的研究对象像琥珀中的蝴蝶，永远保持所谓的纯净。但对研究对象来说，正是像他们这样格格不入的闯入者，给他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一种新的选择，比起恪守传统，他们更愿意拥抱变化，就像那些托拉查小孩子口中“游客——糖果——钱”的不可分割的组合一样——抗拒变化的不是研究对象，而是人类学家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