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文物保护领域的核心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正在在线公开征求意见。截至11月9日，中国人大网已有469人参与意见征集，收集意见695条，在同时征求意见的6部法律草案中，公众参与热情高。

现行文物保护法于1982年11月公布，曾作过5次修正，2002年作过一次全面修订，在保护文物安全、规范考古活动、加强文物管理利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草案在章节框架不变的情况下，由现行的80条增至92条。此次修订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鼓励合理利用文物资源，同时加大处罚力度，进一步打击违法行为。

此次修订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如何看待此次修订中的亮点？文物保护立法有何难点？新京报记者专访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文物学会法律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协会法律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胡姗辰博士。

胡姗辰参与了此次文物保护法修订的研究工作，此外，她还参与过《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立法调研、论证和咨询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掠文物返还的法律问题等相关课题研究。

在她看来，文物保护法牵涉利益主体复杂，如何平衡公私利益是立法过程中的一大难点。“在文物保护领域，如何更好地督促各级政府积极履责，也是未来文物保护立法的一大探索方向。”

公众文物保护热情高涨，缺乏有效引导

新京报：目前，我国文物保护整体法律架构如何？文物保护法处于怎样的地位？

胡姗辰：文物保护法是以宪法为依据的国家文物保护领域的核心立法，宪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此外，还有国务院出台的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原文化部制定的部门规章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文物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等，国家文物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各省份制定的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或实施办法等。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一些重要的文化遗产，国家和一些省份还出台了专项保护法规，如《长城保护条例》《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等。2015年以后，设区的市取得了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的立法权，很多市也出台了一些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法规。

总体来看，我国关于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比较多，我们之前专门做过统计，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遗产57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43项（包括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有40项进行了专项保护立法。

新京报：文物保护法上一次进行全面修订是在2002年，时隔这么多年，为何现在进行修订？文物保护面临哪些新形势、新挑战？

胡姗辰：2002年以后，文物保护法的个别条文也进行过修改，这些局部性修改贯彻了“简政放权”的理念，如将一些审批权下放，可以简化的事项由审批改为备案等。

20多年来，随着国家经济飞速发展，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包括文化遗产的范畴、保护理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党中央十分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相关法律的修订也是对新指示、新思想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