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山东，却属于“台湾外省人第二代”，作家张大春的写作往往隐现着大陆与台湾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的《聆听父亲》中，张大春返回山东老家追根求源，在父亲的病榻前与父亲家族史的“衰落”和解，他以少见的抒情笔调，向未出世的孩子，娓娓细数父系五代家族史的衰败历程，生命传衍中是近代中国史的脉动。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往何处去？无数的哲学家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都无法得出完美的答案，而唯一的谜底是否真的重要呢？张大春试图告诉我们，追寻的答案就算永远不会出现，我们追寻的过程却是有意义的——在思索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将和我们的父辈、我们的家族相遇。

下文摘自《聆听父亲》，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01 我从哪里来

倘若你问我：“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会先假设这是一个生物学方面的问题——当然，它也可以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国族的问题甚至哲学的问题。

我还在幼稚园玩耍的那个阶段里问过我父亲同样的问题，当时（他显然没有参考什么高明的专家的高明建议）他的答复是：“从你妈的肚子里出来的。”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我追问下去：“那我是怎样进到妈的肚子里去的？”我父亲说：“你妈乱吃东西，吃着吃着就吃进去一只小虫子。小虫子又在那肚子里乱吃东西，吃着吃着就长大了。长大了不出来不行啊！肚子会破啊！没办法儿，只好把你生出来了。”

孩子的问题不会因任何答案而满足，它自己会无休无止地发动——其实我不记得当时是否接受了那个小虫子的说法——我继续问：“那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从山东济南府来的。”“那妈从哪里来的？”“也是从山东济南府来的。”然后，我大约就忘了原先那个“怎么跑进肚子里”的问题。我父亲圆满地将他不能或不便答复的生物学问题转变成一个历史问题。

清代辛亥革命时期地图山东济南府地图，图源孔夫子旧书网

“我从哪里来？”变成一个历史问题之后，非徒吸引了一个四五岁孩子的注意力，它本身也融合了看起来比个体生物性操作更大、更重的东西，它是血缘的、家庭的、种性的、地理的、国族的以及带有信仰性格的。

在为这整个首善之区的街道命名之际，命名者首先假设：不知道中国地理的人是应该在台北接受迷路的惩罚的，甚至，不知道“民族、民权、民生”以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纲领或德目的人也活该要冒绕冤枉路的危险。或者我们应该把这套设计作善意一些的解释：那些无知或忘记了中国版图（主要是省份及大城市名称）、无知或忘记了中国传统道德的人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重新学习、认识“我从哪里来？”的课程，以免迷失。

如果我们真的因此而不至于迷失，那绝对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版图、一套固定的换算式，而且拒绝了那个哲学上的“我从哪里来？”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伟大的思考者。他们把“我从哪里来？”此一可谓困扰过所有人类的问题当做起点，试图为更多人生中的难题找到解答的方向。可以称之为非常不幸的是，从来没有一位哲学家在这个原初的问题后面提供过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那答案通常说的不是“哪里”，换言之，那答案其实推翻或否定了问题本身。这样说的话，哲学的“我从哪里来？”还有什么可问的呢？

孩子，如果你会这样问我，我的说法平庸无奇：“我从哪里来？”使我们迷失以至于继续提出问题。换言之，它提醒我们：任何一个答案都可能经不起进一步的追问，我们只好继续提出问题，将自己保持在更广大、浩瀚、无垠无涯的迷失之中。

关于迷失，我有这样一个故事：

不会比我父亲告诉我那小虫子的故事晚太久的一个冬天，应该是农历春节前不久，收音机里放着鸣锣击鼓的应景国乐。那一天，我母亲带我到厦门街汪叔叔家去找我父亲。从辽宁街到厦门街，那时得搭十二路公车，先到南京西路圆环，再转搭十三路公车。就在我们等十三路的时候，我母亲问我：“咦？我收音机关了没有？”我不记得我是怎么答的，可是我记得：在一九六一年初，一架分期付款买来的真空管收音机在我们那个家庭里却是惟一值钱的宝贝。倘若任它那样开着，耗损的电费既属负担，烧坏了零件，甚至引起火灾则是太划不来的事。我母亲随即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我托付给车站旁一爿杂货铺老板娘，她自己再到对街、搭反向的公车回去查看。走前她给我买了一支棒棒糖。

直至今日，我仍不能准确说出她离开了多久。也许一个钟头，也许更久一些。总之，棒棒糖吃完了，我认识了那个烫一篷鸟窝头、满嘴可怕大金牙的老板娘和她的两个小孩。两个小孩带我深入那宅子的后半截，年纪大些的女孩往我怀里挤了挤，随即顺手推开一扇木门，天光大亮，甚至有些刺眼。年纪小的从背后一路把我推出门，转个弯儿，又从另外一个门里进去。同样穿过一段又黑、又长，感觉上几乎走不完而且没有一丁点儿气味的通道。等到我眼前再度明亮灼刺起来的时候，我听见自己惊叫出声，叫声大得吓了我一跳——这里是一家玩具店。所有我玩过的以及更多没看过的玩具都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