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考古发现揭示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也说明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中具有突出创新性的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理念贯穿在历史发展中。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不但有很多“从0到1”的创新，还特别善于结合自身情况，开展改造型的再创新，如青铜礼器、轮辐式马拉双轮战车、铜镜、玻璃、金银器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大量考古发现揭示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也说明中华民族是人类历史中具有突出创新性的民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理念贯穿在历史发展中。

　　中国古代的高温控制技术较为先进，带来中国早期铜器与铁器的快速发展

　　烧制陶器是中国古人用火制造器物的开始。中国古代的高温控制技术较为先进，带来中国早期铜器与铁器的快速发展。

　　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了距今约2万年的陶片，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陶片遗存，烧制温度在740—840摄氏度。浙江上山遗址、河北尚义四台遗址、河北康保兴隆遗址都出土了距今万年前后的陶片。

　　不少陶器代表了我国在陶器制造技术和艺术审美方面突出的创新性。比如，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龙山岗遗址中，发现了5000多年前的蛋壳黑陶杯，属于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考古学家将其描述为“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在此基础上，山东地区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中的蛋壳黑陶高柄杯，造型修长优美，胎薄如蛋壳，厚度仅为0.2毫米，黝黑锃亮，达到较高的工艺水平。制造这样的陶器，有赖于艺术造诣的水准，更依靠技术层面的成熟。保证陶器制作的成功，要严格筛选泥料、反复捶打、合理阴干等，最重要的是控制炉温，保证还原、渗碳和磨光等步骤的顺利进行。这些都属于当时的“高科技”。

　　对于窑内温度高低和可控性的不断探索，让古代中国在很多方面具有了先发优势。商代，古人将铜炉温度提高至1200摄氏度，使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位置。商朝的青铜冶炼促进了原始瓷器冶炼技术的产生，为后来的冶铁奠定了基础。西周时期，中国人可以将铜炉温度提高到1300摄氏度。

　　中国古人利用自身长期积累的高温控制技术和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创新铁器的生产技术。公元前700年前后，中国古人已利用高炉在高温液态下铸造铁器。为降低生铁制品的脆性、提高其韧性，春秋战国之际，古人发明了铸铁退火技术。经过战国时期不断的技术创新，至汉代基本形成了生铁冶炼和利用生铁制钢的技术体系，成为世界冶金史上重大的发明创造之一。在这一体系中，冶炼可得到白口铁、灰口铁和麻口铁等不同含碳量和微观结构的生铁产品；生铁制品经过退火处理，可得到脱碳铸铁、韧性铸铁和铸铁脱碳钢等不同材质的钢铁制品；生铁经过炒钢处理，可得到不同含碳量的钢材；通过百炼钢等工艺，生产出钢材，锻造成优质兵器；灌钢这一“杂炼生柔”的技法则创造性地将含碳量高的生铁和含碳量低的熟铁等材料相熔合，整体成钢。

　　铁器技术的改造创新和产量的大幅提升，使中国在汉代时期，普及了铁农具、铁工具和铁兵器。汉代，自西域传入的铁器技术经过中国古人的创新提升后，又传回西域。铁工具和铁兵器的普及，为汉代开荒耕地、开疆拓土、建立思想文化统一的王朝提供了生产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