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是当下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兴起以来，民间文献整理工作已有40余年的历史，历经几代学人和出版人的躬身实践，继承发展了梁启超、顾颉刚、郑振铎、傅衣凌等先贤开辟的搜集、整理、编目、校注等传统民间文献整理方式，相继完成了一批大型整理工程，成为当下学界研究与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石仓文书、太行山文书等的搜集与整理成果令人瞩目，依托于史料之丰赡，产生了“徽学”“江南学”等一大批“新史学”，推动了史学研究“自下而上”视角的兴起，深化了区域社会史研究，呈现出蓬勃旺盛的学术生机。

　　多元力量参与

　　民间文献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最早的整理工作是离不开“顶层制度”支持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就倡导各地开展了系列碑刻资料调查、契约文书收集、民间文学采风等工作，《阿诗玛》《刘三姐传说》等民族民间文学、徽州文书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献就是调查中被发现并整理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民间文献整理工作的统筹规划更趋成熟，如1984年对《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丛书的整理编纂工程，出版省卷本90卷，县卷本4000余卷，被誉为“世纪经典”“文化长城”。

　　2017年，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积极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机制。随后，中国文联、民间艺术家协会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等出版工程。此外，地方政府、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国家、地方、社会力量三方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比如，山西省就专门成立了三晋文化研究会并设立专项配套资金，启动了山西历史文献全面搜集、整理与研究的系统性文化工程，先后出版了《山西古今地名词典》《山西历史文化丛书》《三晋石刻大全》等大型书目。又如北京某基金会致力于商业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保护，已组织了多届“商的长城”项目资助，可以说，社会力量已成为繁荣民间文献整理工作的重要助力。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多方力量的协作与配合，民间文献的整理和传承工作力度呈现出了良好的态势。

　　走向田野与社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田野中获取史料、发现问题、解读历史的研究理念已日益成为学界共识。正如行龙所述：“走向田野，深入乡土，身临其境，在特定的环境中，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围，在叙述历史、解释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近年来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逐渐成为一种“在野之学”，不仅挖掘民众日常实践，而且推动对传统文化及社会运行机制的认识，成为多学科研究竟相开放蓓蕾的“花园”。最为凸显的现象便是，近年来，在国家社科基金中与民间文献相关的立项数亦呈逐年上升趋势，相关立项至今已达四百余项，充分显示了我国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有益尝试。

　　民间文献来自田野，对民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亦离不开对田野和社会的关怀。我们不仅需要对其内容进行细致的辨析、明确文献形成过程背后的归属关系，也需要对文献初始发现时的所属区域、保存状态、所有者身份等有所了解，更需要对文献脱离原属地后进入市场、博物馆、高校等地的流转收藏情况进行介绍。如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刘伯山教授在编著《徽州文书》过程中，给每一批发现的文献均撰写了“寻获记”；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团队在整理石仓文书时，亦坚持保存文献的固有存放状态，对文书进行了大量对比归户工作，并在卷首详述文书发现和整理的经过等，为后续民间文献整理、出版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性。

　　与此同时，随着文物市场的活跃，许多原本散落于民间社会的原始文献被收藏家大量收购，甚至出现肆意加注按语、分批包装、多次转手等加工和炒作现象，严重影响与破坏了民间文献的自然属性。面对这种情形，学界须在“归户性”的基础上注重“集群性”的原则，注重各类文献的内在关联性与系统性，力求将能够归户到同一主体的不同类型文献一并整理到相应目类中，以扩大其利用价值，为散乱文书的整理探索一条合适的整理利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