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正在攻读艺术史博士的蔡涛，偶然间获得一批个人档案。他一夜未眠，一口气读完90页的泛黄手稿，既有捧获遗珠的心潮澎湃，也有窥见历史真相的毛骨悚然。手稿来自倪贻德，他是中国现代派绘画的先驱人物，1932年创立现代艺术社团决澜社，在那个年代就将野兽派、超现实主义等与欧洲同步的前卫画风和概念引入中国。

通过这批档案，蔡涛突然意识到，1938年倪贻德参与的黄鹤楼大壁画，影响了许多艺术家后来的人生道路。但意外的是，这幅大壁画在日后美术史的讲述中几近消失，虽然围绕大壁画形成的国家宣传机制一直影响至今。

黄鹤楼大壁画是武汉抗战宣传的特殊产物。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从陆海空全面进攻，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大量难民沿长江内迁，1938年暮春，仅武汉一地，人口就从100万骤增至150万，这座城市呈现出不同寻常的繁荣。国难当头，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文艺界也在大联合，国民政府成立了负责战时宣传的“政治部”，由主政湖北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陈诚担任部长，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农工民主党领袖黄琪翔担任副部长。1938年4月在武汉成立的政治部第三厅，是负责宣传的核心机构，在厅长郭沫若的领导下，“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戏剧家、电影人和众多知名学者，武汉瞬时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

1938年春天，武汉既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战的权力中心，也是街头总动员的大舞台。从4月7日开始的扩大宣传周是第三厅的开幕大戏，除了派发传单、流动宣讲、集体歌咏、露天戏剧，还有多媒体形式的“水上火炬大游行”。群众手持火炬，照亮抗日将领的画像和抗战宣传漫画，传统的纸扎花灯与大卡车上的探照灯、扩音器宣传队相互配合，数百条船下江巡游，在江面上还播放了抗战影片。据郭沫若回忆，游行人数可能有四五十万，那激动人心的场景，是中国同仇敌忾的力量象征。

第三厅主导宣传的最高潮，便是黄鹤楼大壁画。这幅高约12米，宽约45米的作品，堪称中国户外壁画的空前巨制。在日军持续轰炸的间隙，青年画家们历时10多天，于8月完工。画面中心是蒋介石，其形象犹如欧洲经典绘画中的拿破仑，“身披大氅，手挥军刀，骑乘着一匹白马，引领中国军民杀向敌阵”。壁画的参与者众多，除了美术科科长倪贻德，还有同属决澜社的现代派画家周多、段平右，“以及后来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大放异彩的王式廓、李可染、周令钊等人”。

壁画的直接策划人，是后来以国歌词作者闻名的田汉。这时的他，其实是以戏剧家身份，跨界指挥壁画创作。三年前，田汉还是国民党的阶下囚，此时一跃成为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处长、倪贻德的顶头上司。7月底，当田汉下达制作壁画的命令时，正是武汉保卫战的关键时刻。8月中旬，主管壁画的倪贻德，因躲避轰炸而被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革职处理，此后田汉全面接手壁画的监制。

形势急迫，官方与民间都开始有计划地从武汉撤退，那么，此时创作大壁画还有何用呢？据蔡涛推断，黄鹤楼大壁画，以及于武汉各处突击完成的14幅壁画，其实是为了在沦陷之后用图像向日军做最后的示威。伴随日军来到武汉等地的，有当时日本最重要的一批“洋画家”，如藤岛武二、藤田嗣治。而倪贻德、王式廓等人，正是这些日本画家的学生。黄鹤楼大壁画既是中日宣传战的交集点，也是中日现代派画家师生对决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