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对于当代政治哲学稍有涉猎，就可以注意到，当我们从平等范畴的角度来透视当代政治哲学时，明显地可以区分出广义的平等主义政治哲学和狭义的平等主义政治哲学。就如同加拿大政治哲学家威尔·金里卡所颇有影响地断言的，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发轫标志的当代政治哲学不但在量的意义上，而且在质的意义上是一种平等主义的政治哲学。这里所谓“量”的含义就是，当代政治哲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平等主义的，也就是它们或多或少都要承认作为一种规范性价值的平等。这种情形有点儿类似于沃勒斯坦在“三种还是一种形态”中雄辩地论证的，被当作一个连续统来处理的现代性的三种意识形态只是在自由和平等这两种价值之间的某种搭积木式的拉锯游戏。所谓“质”的意义就是，平等已经不再只是政治哲学所肯认的诸种价值之一，而成了现代性政治哲学的“高地”和平台。现代性的其他价值都要放在这个平台上来衡量，从而平等本身就成了现代性政治哲学的高地。

当代平等主义政治哲学无疑是由罗尔斯的《正义论》所开启的。正义的第一原则要求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第二个原则要求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1）可以合理地预期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2）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罗尔斯认为这两个原则是一种更普遍的正义观的一个特例，罗尔斯把这种正义观表述如下：“所有社会价值——自由权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任何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不平等分配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在《正义论》的第十三节中，罗尔斯进一步把第二原则表述为民主的平等和差别原则。

总体上体现了强烈的平等主义色彩的罗尔斯政治哲学在基本自由权平等、机会平等和差别原则之间的排序和权衡无疑最为深刻地表征着平等问题在现代性价值体系内部所引发的紧张感和复杂性。但是颇有意味的是，在当代平等主义政治哲学家中，对于平等作为一种“元价值”之最深入细致的辨析却是由罗纳德·德沃金做出的。德沃金基于平等的尊重和关切的原则，在“平等对待”和“当作平等者对待”之间做出了重要的区分，尊重是因为公民是人格，关切是因为个体是有弱点的；不但要平等地对待公民，而且要把公民当作平等者来对待，这种平等观超越了仍然具有抽象色彩机会平等观，而指向资源平等，从而至少把罗尔斯的正义第二原则所分别表达的各种关切冶于一炉。德沃金正是在此意义上把现代性的三种意识形态区分了开来，从而在对现代性政治道德的把握上突进到了相较于沃勒斯坦更为深刻的维度。

从1920年到2010年，前1%收入人群的占比。图片来源：纪录片《不平等的时代》剧照。

在当代平等主义政治哲学家中，虽然德沃金对平等原则的规范内涵做出了最深入的阐发，用他的学生金里卡的表述来说，按照德沃金这种“任何理论要想获得一定的可信度，都以人人平等的理念作为其内核”的修正的观点，“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是否接受平等价值，而在于如何最好地阐释这种价值”。但是在《上帝、洛克和平等》的作者、罗尔斯和德沃金之后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杰里米·沃尔德伦看来，这种“政策导向”的平等主义政治哲学很少追问这个更加抽象的哲学问题：“我们应把所有人都作为平等者来对待，这一更深层次承诺的特征是什么？”沃尔德伦甚至认为，这种追问已经超出了规范性观点与描述性观点之间的二分，而指向了对当代平等主义政治哲学很少追问的平等的“背景性观念”。

恰恰是对于这种背景性观念，当代平等主义政治哲学着墨甚少。沃尔德伦承认德沃金意识到了基本平等和作为目标的平等之间的区分，事实上他也同意德沃金所坚持的政府必须将其公民作为平等的人来对待这个前提，而且认为“现代世界没有谁能够侥幸否认这一点”，但是问题在于德沃金却对于平等尊重原则的本质和基础“几乎未置一词”。有趣的是，沃尔德伦虽然正确地洞察到这种“缄默不言”的部分原因在于“那些相反立场让人不快或颇具冒犯性——比如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观点——而要是有谁想去对这类事物进行严肃的考察，就必须得试着去严肃对待这类观点”，但是事实上，沃尔德伦却把他的主要工作聚焦于揭示洛克论上帝和罗尔斯论道德人格之间的惊人相似，从而充其量仍然是完成了对人类平等的一种“文化内”的证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荷兰政治学家和思想史家西佩·斯图尔曼的《发明人类》所提供的就是对于人类平等的一种跨文化的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