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60年代，古尔纳就以难民身份移居英国。他在大学教授后殖民文学，研究移民作家，同时写小说再现难民和殖民地生活。2021年，古尔纳获诺贝尔文学奖。1948年生于东非桑给巴尔的作家，关于非洲，只有十几年的早年经历。从叙述看，他很像一个英伦风的精英作家，如奈保尔和库切的某种合体；不同的是，他更愤恨，更压抑。在他笔下，文化错位与身份断裂，总是双生的症结。难民也有双重意义：一边是地理意义被迫迁移，另一边是文明交锋时无力失语。

沉默与反讽的抵抗

古尔纳的故事，始终在处置结构性的对立价值。非洲和英国，野蛮与文明，优越和自卑，中心与域外，强势与弱势，形成作品内部的对抗。叙事者的痛苦，源于无法同时占据不同“生存位置”，总在漂移。小说人物要么装聋作哑，对抗讯问，要么患病不能自理，抑或心脏不适，去看医生。

作家将疾病(身体）作为隐喻，与文明(价值）冲突相关联。《赞美沉默》中医生甚至发表了一番非洲裔加勒比人心脏爱出问题的民族偏见。饥荒、动乱、疾病与受害，也仿佛构成整套非洲符号。“我”对英国爱人爱玛，虚构早年的非洲记忆；对非洲家人，又隐瞒在英国的家庭生活。爱玛的恋情，象征英国式的接纳同情；爱玛父亲只是想从“我”的故事里，回味英国对殖民地的恩赐。

选择沉默，是叙事者的策略性回避，选择性失忆。面对强势文明，它意味自我保护，无声对抗。不平等的压迫，使言说和对话并不可能。“在这种时候最好什么也不要说，假装我完全不懂英语。当时我不明白那是为什么，但我知道我会听从他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听起来有点耍赖，耍赖是弱者的常用伎俩。”

思想之苦和他乡之痛，是古尔纳的叙述源泉。而人物的怨愤，却只能诉诸自由联想、假想对话，与长篇独白。《海边》与《赞美沉默》都有相似风格——伪装成对话的自白。奥马尔熟谙英语，却装聋作哑，试图蒙混入境，而他时刻在内心反驳抗辩。《赞美沉默》中“我”在医生和官员面前，同样避免正面回应，只在心中揶揄调侃。这是头脑风暴与冷漠表象的反差。古尔纳的叙事者，是面对读者的“自剖者”，他们并不指望“欧洲的理解”，只在乎我们的共情。

而“赞美”，到底意味什么？我想它糅合了真心和揶揄，介于认同与反抗之间。作家对殖民主义的态度暧昧纠结。他始终承认英国的文明先进，因为他本人也是受惠者，被教育者，分享了那种荣光。但显然，他又是异在者，在种族和地缘情感上，都对殖民天然抗拒。这种分裂，是古尔纳作品的内在尺度，它总会寻求文明调合与妥协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