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春节在三亚，随身带了几本宋史著作。一方面，近年来宋史研究卓有建树，有不少可读之书；另一方面，海南是宋代贬官最远之所。三亚更在海南的最南端，此处是宋代的崖州、吉阳军，“投荒”崖州，刺配“吉阳军”、“送海南吉阳军编管”，是对流官的最重处分。发配到此处，就意味着九死一生了，即使能够到达，也难作返回中原之想。

查《崖州志》（成书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62年经郭沫若点校重印），宋代流配到此地的官员如下：卢多逊、丁谓、盛梁、齐化基、陈衍、张伯麟、赵鼎、胡铨、曹泳，翁应龙，其中不乏名相。

我们所住的地方，属于“吉阳区”。在此读宋史，别有感触。

这几天读虞云国教授的《南宋行暮》。其实去年就读过一次。

这本书写得极好。首先，作者史识卓越。这本叙事体的帝王传记，细节丰富，但未陷于细节，作者不时插入议论，深中肯綮。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对传统政治“家天下”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时至今日，仍有人将宋代皇权在太祖太宗两支内流转——就南宋而言，即孝宗和理宗的入承皇位——视为“皇权开放”的证据，作者对此断然否定：“宋高宗之立宋孝宗，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更谈不上所谓‘最高权力对全社会开放’，至高的君权仍在赵家门墙内传递。”“宋孝宗之所以视天下为私产而传之子孙，宋光宗之所以以精神病而君临天下近三年，致使南宋转入衰世，其根源必须追溯到君主专制政体的家天下世袭制度的层面，否则难免坠入线性史观的皮相之见。”光宗继位两年后，因受惊吓而精神失常（宋朝皇室有遗传性精神疾病），成为“疯皇”，自然“政治日昏”。作者指出，这一历史责任当然不能由一个病人来承担，“病人治国”的历史责任“不能不追溯到世袭的君主制上。正是这一制度使一个精神病患者能久踞皇位、君临天下而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一制度的非理性于此可见！”其实，对于宋代是否“皇权开放”并不难判断，但总有人对历史怀有太多的温情，或者寄托着太高的理想。

其次，本书的细节非常丰满。宋光宗宋宁宗在中国历史上的帝王谱系中属于庸碌之辈，前者在位期间还得了精神病，他们既无“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的丰功伟业和盖世丰采，也无什么奇闻异事或野史传说可供演绎引申，作者多方寻求资料，将这两个平庸皇帝写得细节生动，好些部分栩栩如生，展示了作者在“叙事”这一历史学基本要求方面的扎实功夫。

作者专门写了一节“过宫风波”，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读者的心情却步步趋紧，对光宗朝的治理危机感同身受。

南宋前三代皇帝都由“禅让”而退出帝位，即提前将皇权交给下一代。禅位后，父子别宫而居，新皇居“大内”，太上皇居“北内”，皇帝每隔一段时间过宫向太上皇请安问好，以示孝养。这一制度在孝宗朝实行得很好。光宗接位当月，下诏五日一朝重华宫（北内），孝宗则仿效高宗例谢绝，让其有更多时间治国理政。次月起，光宗改为每月四期朝拜北内。但自从其发病后，猜疑和被迫害妄想症越来越严重，“在一月四朝重华宫的问题上，光宗固执己见地延宕、推脱、拒绝；而群臣则敦促、讽谏、谴责。君臣互相争胜，过宫风波愈演愈烈，成为绍熙政治史上一出大戏”。说定过宫的日子，“侍臣立庭，卫士在列，有关机构随时待命，清道军兵，次第排列。终日守候，翘首以待，却从朝到暮，杳无诏命，等到殿门将闭，方才各自散归，致使‘军民藉藉，妄生谤议’。”朝臣苦谏，甚至拉拉扯扯，把皇帝的衣服都拉破，还差点违制进入后宫。但光宗面闻其劝而感动，一入后宫即变卦，全临安都为之叹息忧虑，满城风雨，太学生二百多人赴登闻鼓院投匦上书，并准备策动更快捷的伏阙上书。及致太上皇生病、病重、去世，光宗也不曾探望和治丧，引起内外动荡、民变在即的危局。

这一段细节叙述，把一个皇朝的荒谬、无奈、危殆展示得淋漓尽致，也呼应了“行暮”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