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在整理大盂鼎出土及流传的文献资料那段时间里，我想到的总是这几句诗的意象。

今年上博举办的备受关注的受赠青铜鼎特展上，这件潘氏家族捐赠、曾藏于上博、1959年调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的重器，与同由潘氏所捐的大克鼎再次重聚。

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的青铜重器，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并铸有291字的长篇铭文，记载了周康王关于继承文王武王德行和酒鉴的训诫及对盂敬政敏事的勖勉与赐命封赏，足能抵得一篇《尚书》。

大盂鼎正面

大盂鼎背面

当时最是兴盛青铜器的铭拓，每有新出，辄趋而拓之。大盂鼎出土不久即有拓本流传，于是其出土的消息不胫而走。从最初拥有者的秘不示人，当地县令的巧取豪夺，到原拥有者从市场上重新购回等等，还夹杂着其他种种出土信息的流传。一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大盂鼎及其铭文始终是当时士人学者关注的热点。左宗棠（晚清政治家、军事家）在陕西得鼎之后，初拟置于关中书院，后赠予潘祖荫（晚清学者、大收藏家）并最终运抵北京。

潘祖荫曾疑大盂鼎为伪器。陈介祺（晚清著名金石学家）则始终信其为真，不仅给潘氏写信坚劝其收入，还写信给正在陕甘学政任上的吴大澂，让其考察鉴证实物，分析致疑之原因等。又有了吴大澂的验证，这才坚定了潘祖荫对大盂鼎的接受。

陈介祺还曾出主意，让潘祖荫请西安的著名古董商苏亿年办理运鼎进京之事。“海内三宝”之一的毛公鼎就是此人鬻卖给陈介祺的。陈介祺还讲，如果可以得到大盂鼎，以多少件藏器易之，都不为过。“既得此重器，其寻常小品，亦可不必过亟，凡物多皆是累也。”潘祖荫给吴大澂信中也讲到，陈介祺心醉于大盂鼎，“为之魂飞魄散矣”。而他自己则为筹措大盂鼎进京，清理债务与其他存器，虚位以迎。

当然，大盂鼎值得。陈介祺就说过，大盂鼎“真三千年来之至宝”“是真本古文尚书”。二十世纪的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写道：“所见铜器中的重器，此鼎应为第一瑰宝。铭文之长虽不及毛公鼎，但内容更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伟。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铭文和体量又都超过虢季子白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