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当一批玉石器从四川广汉流出，人们就开始孜孜不倦地探索四川古代文明。经过几代考古人不懈的努力，很多重要遗址被发现，大量珍贵文物出土，诗仙李白感叹的“开国何茫然”的古代蜀国历史正逐渐清晰。

目前，考古学家们已基本厘清了古蜀文明的演进脉络，即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到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再到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金沙十二桥文化，最后到以成都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为代表的战国青铜文化，直至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众多的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现出灿若繁星、明如皓月的古蜀文明。

宝墩文化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探寻三星堆文化的源流，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大邑高山等8座史前古城遗址。这些古城都有高大的城墙，有的还有大型建筑基址，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也有极少量的玉器，制陶业发达，陶器组合为绳纹花边陶、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地尊等。因宝墩遗址最具代表性，故其统一命名为“宝墩文化”。宝墩文化尚处于文明孕育时期，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曙光。三星堆遗址也发现了大量与宝墩文化特征相同的器物，有的专家认为宝墩文化孕育了辉煌的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时期

三星堆文化距今约3700—3200年，是古蜀文明的第一个高峰。除了金器、铜器、玉器、象牙外，该时期仍使用石器。陶器以小平底罐、鸟头把勺、高柄豆为组合。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在三星堆发现的8个坑都属于三星堆文化较晚时期，年代距今3200—3000年。

依据一、二号坑的考古发掘报告，两坑共出土文物1700余件，除去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黄金面具、青铜人头像等造型奇特的文物以外，大多数出土物与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出土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比如青铜容器的尊、罍，玉器中的璋、戈、璧等玉礼器，斧、锛、凿等玉质工具。可以说，三星堆文明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之上，融合了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文化，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支独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在这一文化之中，宗教祭祀活动占有重要地位。

金沙文化时期

在距今约3000年，三星堆被逐渐废弃，成为一般的聚落遗址。古蜀文明的中心转移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地，从而进入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新的发展阶段——金沙文化时期，其年代约为距今3200—2600年。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市区发现抚琴小区、十二桥等数十个晚商到西周时期的遗址，它们与金沙遗址、羊子山土台遗址等商周遗址共同构筑起古蜀文明的又一次辉煌。在这些遗址中，金沙遗址面积最大、出土文物级别最高，成为这些遗址的中心，为继三星堆之后的又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考古工作者在金沙遗址发现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地、专用祭祀区等，陶器组合有小平底罐、圈足罐、尖底杯、尖底盏等。同时，在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了大量与三星堆祭祀坑相似甚至相同的文物，除了大型特殊青铜器以外，其他器物如玉器、石器、金器几乎完全相同。比如，三星堆金杖与金沙金冠带上的纹饰都是由人头、箭、鸟、鱼组成，两地发现的金面具、玉戈、玉璋、有领璧形器等文物在造型和风格上高度一致。

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高度相似的器物群和埋藏方式，在宗教信仰、城址布局及时间延续上都可以看出金沙文化直接秉承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精进。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