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反黑剧《狂飙》中的高启强，仅仅靠着自学一本薄薄的《孙子兵法》，苦学20年，就炼成了黑帮老大，炼成了鲁迅所描绘的高级“流氓”——“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高启强显然属于社会流氓阶层的高段位，赖在无耻堕落，壮在无情杀伐，恶在无底线苟营。鲁迅所说的“三百代言”，本是日语中用来描绘社会阶层中的一些不法宵小之徒，如讼师、讼棍、不可靠的律师、玩弄诡辩者等，类似高启强手下的那帮打手帮凶，如唐小龙唐小虎兄弟，抱团取势而成反社会帮派。

《狂飙》

徐纪周 朱俊懿 白文君 /著

青岛出版社

2023年2月

根据鲁迅先生的考证，中国社会的流氓阶层最早有两个来源：一是孔子之徒，所谓儒；一是墨子之徒，所谓侠。儒侠阶层，素以文武行事，“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所谓的流氓。”。

这里的“思想堕落”，实际上指的就是儒侠两个社会阶层的地位堕落，在一个社会力量阶层激烈变动的时代或者“政治衰弱”之际，一旦社会权力空间中出现了大片的真空地带，家道败落的儒夫侠客末流，很容易由社会地位堕落进而刺激其思想堕落，化身为新兴流氓阶层，把整个社会“闹的乱七八糟，一塌糊涂”（鲁迅语），其中也有极个别超级幸运儿迎来命运加冕时刻——甚至推翻政府，沐猴而冠。鲁迅先生1931年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进行的一次名为《流氓与文学》的演讲中，特别列举了中国历史上三个著名的流氓英雄：刘邦、刘备和朱洪武，三位都由草根流氓起家，最终黄袍加身，摇身一变成了“高祖”、“先祖”和“太祖”。

如此看来，如果要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变迁，流氓作为一个不见容于正史的特殊社会阶层，实际上扮演着一种拉动历史杠杆吱吱作响的潜藏之重要力量。用历史学者陈宝良的话来形容，就是“两千多年来，流氓意识深刻影响着传统中国”。他们在普通人难以目及的灰色地带游走，流氓阶层一端与各种社会权力珠胎暗结，另一端又挂着“替天行道”的正义旗帜，文化底色中还夹杂了复杂多面的宗法社会制度意识和思维传统，而“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这一幕，更是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出现的一幅构建超级稳定社会结构的权力谱系图景。

流氓堕落史：从游侠、流民到流氓

流氓是如何堕落的？

除了社会变迁和时代转换的影响外，流氓的演变史也经历了从早年的理想化到近世的世俗化、职业化、物质化、卑贱化等若干发展阶段，这其中，由游侠而流民，由流民而流氓，历史演变中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流氓阶层的社会地位越来越堕落，行事方式越来越职业化，发展空间越来越“原子化”，社会声誉也相应越来越卑贱化了。

《无籍之徒: 中国流氓的变迁（增修版）》

陈宝良 /著

汉唐阳光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2年12月

学者陈宝良在《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一书中，通过各种搜罗爬梳，从“四书五经”到“二十四史”，从先秦诸子到《全唐文》，从野史笔记到官方实录、司法文书、乃至于各种地方志，上穷碧落，稽古钩沉，发微抉隐地为人们展现了一部中国社会流氓阶层演变的全景历史图画。

根据不同时代和社会制度的流变，中国社会的流氓演变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远古到秦汉时期，以“游侠”为代表，典型人物如西汉的著名游侠朱家、郭解等，其特征是任侠仗义、快意恩仇，甚至不惜舍身取义。

第二阶段是从魏到明清时期，以“游民”中的末流为代表，典型人物有《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里的主人公如曹操、刘备、宋江、李逵、西门庆（这些小说人物虽然为小说家之摹写，也是世情和流氓真实样貌之折射），以及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等等，其特点是奸诈用狠，杀人嗜血，而且暴力和仁义在流氓文化中已经被巧妙地缝合在了一起，称得上是天衣无缝。

第三阶段为清末以来现代意义上的“流氓”群体，这些无业游民活跃在中国近代最早开埠的上海等大都市，利用租界这样的不同势力角逐的灰色地带苟营谋盗，代表人物有流氓大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其特点是宵小之徒，“遇事生风”，组织和行事方式更加隐蔽，生存空间也更显逼仄。

历史上，流氓演变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世俗化、职业化和卑贱化。早期的游侠是儒、墨之末流，在先秦贵族政治制度崩坏之后，周室既微，上下不顺，社会秩序大乱，失去世业和依傍的流民中，祝宗卜史、礼官乐工的上层流民演变成为游侠中的儒士，而农工之家的下层流民则成了游侠中的侠士。游侠的梦想本来是要挽狂澜于既倒，匡扶孔夫子所念念不忘的周制，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游侠的生存基础和远大理想皆不合时宜，更难以施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史书中记载的朱家、郭解等游侠故事，融合了太多的文学想象和个人情怀。司马迁是第一个在史书中为游侠立传的史家，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他由衷赞美游侠的美德：“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其实，司马迁在遭遇李陵之难后，敢于为这些“不轨于正义”后来被诛杀的游侠作传，不仅仅体现了一种史家之独到眼光，更深的缘由是《史记·游侠列传》本来就是一篇“激愤之作”，史家自伤身世而寄寓来者，才有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的开创之勇。

班固《后汉书》之后，史家便不再为游侠列传，这不只是游侠精神的幻灭，更是社会情势的变迁。汉高祖时期的著名游侠朱家“专趋人之急”，救人于困厄，引得无数侠客“延颈愿交”；西汉名侠郭解力折公卿，一诺千金，民间藉藉有声，声震朝廷，最终犯事被诛杀。这些尚义大侠游离于社会正统秩序之外，尤为爱惜自己的羽毛，“杀人如剪草”，他们推崇的“私义”，虽远非今天社会公共空间所界定的“正义”范畴，但其磊落光明的人格精神和快意恩仇的豪放品行，不仅为后世文人小说家所追慕而反复书写，更迎合了社会底层民众关于正义和权力欲望的“民间想象”。

汉初，游侠对社会既定的正统权力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至汉景帝，游侠勇夫被批量绞杀后，游侠作为“一种富有魅力的精神风度和行为方式”（陈平原语），就只存在于中国漫长悠久的武侠类型小说的文学想象中了。

鲁迅先生形容这一变迁为“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真正的游侠以慷慨赴死为终极归属（归于义），而剩下的苟活的小流氓们，只能以奸诈苟且为生存方式，且专趋于利。这便是从东汉末年和魏开始的流氓演变的第二时期。中国最著名的两部经典通俗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有大量的记录，其中不乏小说家言的加工附丽，但小说中摹写的诸多经典流氓人物和流氓行径，其影响和遗毒不可谓不历久弥远，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