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明朝的“不称臣，不纳贡，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原因。

　　明朝的“不称臣，不纳贡，不割地，不赔款”即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而“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主要是指明朝定都在北京，直接面对蒙古和后金的骑兵，明朝定都北京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因为，在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转移到了江南地区，而政治中心因中原汉人与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则逐步转移到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平原北部一带，所以，明成祖必须定都北京，然后依靠大运河维持政治中心（北京）与经济中心（江南地区）的联系，崇祯皇帝被迫“君王死社稷”主要是因为明朝特殊的内阁中枢权力体制而造成的。

　　第一：文化原因

　　儒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被定于一尊，并深入影响到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只是百家学说中的一种，儒家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在《周礼》中，因而孔孟所提倡的政治制度，通常也被称为周政（周指的是周朝），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但儒家文化并未定于一尊，汉朝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依然是“本以霸王道杂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法律有一个“以礼入法”的过程，把原来儒家的一些主张，写进了刑律之中，这说明儒家文化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了，比如秦汉时期的家庭通常是五口之家的小家庭，儿子成年以后，与父母分家是常有的事情，而到了唐朝的时候，家庭往往是大家庭，儿子成年以后，不与父母分家，因为儒家文化讲究孝道。

　　因为科举主要是考儒家经典，到了北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儒家文化更加深入人心了，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北宋皇帝本身就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信奉的是儒学，北宋王朝再怎么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从来不和亲，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特别讲究“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在中原士大夫看来，与少数民族和亲，就是以夷变夏，是绝对不能执行的政策。北宋朝廷讲究“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即是儒学深入人心之后在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上的反映。

　　第二：中枢权力结构

　　宋朝其实不愿意与辽、金、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进行和亲，也特别不愿意割地、赔款给少数民族政权，割地、赔款本身就是一种屈辱，中原士大夫自认为自己所处的区域是文明的中心，而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是文化落后的夷狄，先进的华夏怎么可以向落后的夷狄屈服呢？但是，宋朝没有办法，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精于骑射，武力强盛，宋朝只能被迫割地、赔款，宋朝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皇帝还未被士大夫集团所束缚，士大夫集团还有一个首领——宰相，相权与皇权达成默契，就可以摒弃朝廷的“流言蜚语”，作出符合实际政治需要的决策，比如宋高宗等人迁都临安（今杭州市），建立偏安政权，与金达成《绍兴和议》，并且在达成和议之前，还害死了抗金名将岳飞，就是皇权（宋高宗）与相权（秦桧）达成默契的结果，那么的屈辱的事情，宋高宗、秦桧等人也做成了，而到了明朝之后，这是不可想象的。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以后，士大夫集团没有一个头头了，到了明宣宗时期，虽然形成了内阁票拟制度，内阁首辅之职等同于宰相之职，但是，内阁首辅不是百官之首，其宰辅之职，名不正，言不顺，往往受到其他大学士的掣肘，在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压力的情况下，迁都、议和都很难办得到，因为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承担责任，崇祯皇帝在困局之中，其实很想效法宋朝，迁都南京，建立偏安政权，以获得生机，但是，没有人愿意为他承担责任，这件事就做不成，之所以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是因为明朝没有丞相，谁要是愿意出来做秦桧，必然受到百官的攻击。连迁都、议和这样的妥协政策都不能执行，怎么能称臣，纳贡，割地，赔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