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界爆出一个大新闻，考古学家们经过不懈努力确认了埋葬汉文帝的陵墓——霸陵的具体位置是江村大墓，而非元代以来公认的凤凰嘴。

　　汉文帝霸陵被发现是一个大新闻

　　汉文帝的霸陵之所以一直以来被人们忽视，是因为霸陵采取非常低调的“薄葬”，它没有历代汉帝坟头那显眼的大坟包，也没有大量的金银铜装饰。而这仅仅是其执政生涯中勤俭爱民的举措之一，所以汉文帝普遍得到后世的赞扬，上至皇帝，下至文人，无不钦佩其节俭爱民之举。

　　然而，事实真是这么美好吗？如果我们跳出对远东帝制的低期望，站在平民大众的角度来看，汉文帝的统治会是怎样一副面貌呢？

　　出淤泥而不染的皇帝

　　在换个角度看汉文帝的统治前，我们得先建立传统的认知，不可否认的是，汉文帝相比其他汉代帝王都更为勤俭，也更仁慈，秉承着黄老“无为而治”的理念，着实为韭菜们松了不少绑。

　　具体来在如下几个方面：

　　法律上，他于公元前179年废除了残酷的的收孥连坐法，让罪犯无辜的家人不必再受到株连；又在10年后废除剁手跺脚残害身体的肉刑，判罪也相对谨慎，是谓“禁罔(网)疏阔……有刑错(措)之风”，在这样的风气下，一年仅有400人被判处死刑。

　　膑刑是肉刑的一种，这类刑罚都非常残忍

　　政治上，他减轻了诸侯的负担，在公元前178年下诏让居住在京城的诸侯前往封邑，免得为供应他们在遥远京城的生活，而在运输途中大量耗费封地的物资。

　　如果说以上的措施还不过是政治上的作秀，那在经济领域的政策，汉文帝算是拿出了足够的诚意：首先他在公元前168年3月废除了关传制度，出入关卡不再必须出示官员开具的证件，让官员权力寻租的困难加大了一些，形成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局面；其次他依靠入粟拜爵扩充国库，从而得以在公元前178和168年两次将田租减半，使其降到三十分之一的历史低值，甚至在公元前167年全免田租。

　　农民间歇性的获得喘息并不是终点，汉文帝对人头税“算赋”也给予削减，从每年缴纳120钱减到了40钱；除了减轻税负，面对沉重的徭役，他也力行改革，使原本每年都要服徭役的规定改为三年服役一次；最后还松弛了山泽之禁，允许民间自由使用原本属于皇家的自然资源，如森林、矿产、江河湖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泽湖海是皇帝的产业而非公共资产

　　经济上的松绑让民间活跃了起来，但这仍不是汉文帝俭、仁之风的全部说明，其相对克制简约的生活作风亦令人赞叹：汉文帝在位23年，没有大量置办车骑服御，还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所穿的衣物也有尽量从简，甚至在听说建造露台需要耗费10户人家的财产时而选择作罢。

　　现代露台，汉文帝要修的是个超大号的露台，所以价值不菲

　　上述种种构成了汉文帝良好名声的基础，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前提，那就是这建立在汉代残暴的统治之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便能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汉文帝统治。

　　汉代的剥削生活

　　事实上，汉代统治的残酷就连当时的知识分子都看不下去，以至于在《汉书·食货志》中描述暴秦治下民不聊生时还不忘加一句“汉兴，循而未改”。

　　汉文帝虽说是少有的仁君，但他也需要供养全国庞大的官僚团体，供应占据长安城三分之一大小的庞大宫殿所需开销，汉文帝时代的数目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昭宣二帝的情况来看，仍旧可以发现官僚和宫廷开销巨大，根据《太平御览》的说法，前者占据一年税收的一半，多达20亿钱，后者则非常依赖皇帝所占据的山泽湖泊的产出，因此汉文帝的统治绝不可能让汉代的统治基调大为改观，这一点我们只要结合更多材料便能更深入的了解。

　　汉朝庞大的宫殿耗费甚巨

　　前文已说过，肉刑非常残暴，不过汉文帝的改革却更致命，他把宫刑、砍右脚趾直接改成了死刑，原本还能做个残疾人，现在只能重新投胎；砍左脚趾则改成了竹板抽打500下，割鼻子改成打300下，看起来刑罚轻了，但挨这么多下鞭打基本是九死一生，不死也与残疾无异，难怪班固要说文帝除肉刑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而且废除肉刑或连坐，都并未改变平民百姓依旧在极度不健全的法律秩序之下苟延残喘的现状。

　　这是因为汉代律法本身和法律执行上存在致命缺陷：汉律缺乏私法调解的概念，几乎全是公法，又以刑罚为主，这样一来民众在遇到生活、交易中的纠纷，就会陷入无法可依，全凭官老爷主观判断的尴尬局面。

　　在执行上，汉代官吏缺乏监管，又没有保释制度，官员小吏们的小小权力可以将被告、证人甚至原告无限羁押，期间难免折磨勒索，若被定罪服刑，更是悲惨交加，服刑人员不堪忍受而死的事情并不罕见，可以说是“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的最佳写照。

　　这样的司法环境，愿意轻易动用法律武器的自然少之又少，加之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民众只能跪求青天大老爷可怜可怜自己，汉文帝不可能更改官僚体系掌控一切的局面，由此可见，汉文帝取消连坐和肉刑，也不过是给地狱装点门面而已。

　　汉朝的大量官吏是名副其实的父母官

　　司法改革未能触动核心，经济改革也必然如此，汉文帝降田租算赋，弛山泽之禁，废关传表面美好，实际上并没有放弃重压剥削。

　　先从田租、算赋说起，三十而税一的田租确实很低，但官吏征税时并不看实际收成，而是根据此前定好的土地产出定额收取，荒年也不例外，而现实生活中恰恰有不少荒年，据《中国救荒史》的统计，秦汉440年中发生了375次自然灾害，其频繁程度触目惊心。

　　纵使未能遇到灾荒，缺乏休耕条件的汉代农民也难以保证地力持久，在没有化肥的年代，土地在大多年份是无法保证丰收的，这也是现代学者普遍估计汉代栗米的平均亩产在50kg左右的原因。

　　更为糟糕的是，汉代农民拥有的田地并不多，根据晁错上书的描述，五口之家所有的耕田也不过69亩，完全不足以用少数丰年的余粮填补灾年的亏空，再加上官吏贪腐，负担不可谓不重，因此晁错上书痛陈百姓困苦，称其“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更何况30分之1的田租在汉文帝时期并非惯例，23年的统治也仅有2年而已，三十而税一是汉景帝时期才成为定制的。

　　辛苦劳作的汉朝农民还要被官吏压榨

　　田租的压力或许并不足以压垮农民，但加上人头税就不小了，农民需要承担的人头税主要是算赋和口赋，前者针对成年人，后者针对7岁到14岁的儿童，汉文帝时代将算赋从120钱降到40钱，确实力度较大，不过口赋的20钱并未更改，以古代儿童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情况来看，要承担的口赋恐怕不会少。

　　而且这类税负要以货币的形式缴纳，意味着农民需要承担价格的风险，遇到丰收的年份，谷价降低，缴纳的算赋就会消耗更多的土地产出，若遇到灾年，谷价是高了，但土地产出却降低了，田租又不堪重负，难怪《食货志》称“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而《盐铁论》说田租、口赋会消耗掉农民收益的一半，逼迫农民贷款交税。

　　汉代通用货币——五铢钱

　　再说弛山泽之禁、废关传，开放属于皇帝的产业给民间，废除有官员许可才准出行的规定固然不错，但汉文帝并未对各行各业征收重税的旧制进行调整。

　　据《二年律令》所载，开采铁矿需要缴纳税率20%的税款，煮盐者缴纳16.6%，采铅矿缴纳10%，然而这些仅仅是原材料的税率，若铁匠把铁矿做成商品售卖，则追加20%的税，其他商品要在市场买卖货物要缴纳市租，汉文帝时期市租几何未知，从《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来看为10%。采集原料出售货品离不开运输，而出入关卡所需缴纳的关税则起步10%，高者可达50%，甚至还会叠加，按照《九章算术》卷6第28题的例题，如果商人连过五关，累计交税高达83%。

　　这些高昂的税收虽然好过汉武帝专营，却也大幅提高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增加生存成本。

　　汉朝壁画上的集市，里面的商品因重税而昂贵

　　最后我们来说说役，汉代规定成年男子需要服兵役和徭役，前者需要无偿从军两年，退役后作为预备役随时应征并每年定期参加都试，后者（徭役）则每年都要无偿参加各类辛苦的建设工作，如兴修水力、建设官府、铺设道路、帮官吏做活等等。

　　按照规定，兵役并不重，一辈子也就2年连续服役，后面每年8、9月参加一次集训考核，遇到战争应征即可；徭役也只需要一年服役30天，汉文帝还改成三年一次。

　　但制度在实践中走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频繁的战争会让兵役遥遥无期，就算没有战事，官吏们也不会放过你，像治理水患这种旷日持久之事，徭役延期是常有的事，更有甚至能延到半年之久，就算天下海晏河清，碰上上级官员来视查，也免不了服徭役干活，这样折腾无疑是沉重的负担，服役者不但要自行解决来回路费、吃穿用度等费用，还会耽误自己农耕或者干活，若实在不愿负担，就要花钱免役，是谓更赋，更赋从每月300到2000钱不等，属实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秦代徭役盛况，汉代也不遑多让

　　而汉文帝因惜十家之财罢建露台的美名，则更是一戳就破了，他听信骗子新垣平的话，建造了五帝庙，又累计赏赐他千金之多（汉文帝说十金是十家之财，千金足有千户之财），正是汉代帝王的用之无度催生了剥削政策，而剥削则让汉代农民生活困苦，所以《盐铁论》称：“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饥寒遂及己也。”《汉书·食货志》说：“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并不便宜的“薄葬”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汉文帝的陵墓，按照史料的记载它非常简朴，司马迁称其：“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班固和司马迁的说法一致，曰：“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司马迁认为汉文帝这么做是为了节省，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霸陵的规格并不小，耗费同样巨大，而且他给自己和自己的母亲薄太后都陪葬了许多金、银、铜、铁、陶器，显然并没有在身后事上省多少钱。

　　薄太后墓葬的金器

　　首先我们可以从规模上看出端倪：文帝的霸陵虽不及武帝的茂陵庞大，却也不是诸侯王可以比拟的小墓，根据目前的勘探发现，这座“朴素”的墓葬之外足足有115座外葬坑，若算上其母和窦皇后的陵墓，加上霸陵和周边息息相关的凤凰嘴陵墓，其墓葬群所占据的面积多达30平方公里，几乎接近汉代长安城的面积了，更是西方罗马帝国首都的2倍?。

　　如此巨大的土地占用必然侵占了周边百姓的生存资源，如此庞大的土木工程量，又显然占用了大量民力。

　　汉文帝墓葬群占地非常广大

　　其次是其陪葬物品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不失精巧，尤其是算上其母的墓葬更是如此，《晋书·帝纪第五·孝怀帝、孝愍帝》记载：“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彩帛不可胜记。”同样的，《晋书·索綝传》记载：“时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数千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可见霸陵及其母的墓葬所藏珍宝众多。

　　这一点从考古上也可以得到印证，在其外藏坑中发现了大量的金银铜器，若算上各类陶器，多达3000余件，其中精心制作的陶俑就高达1000多件，而这远远不是其藏品的全貌，因为目前的发掘并不充分，上百座外藏坑发掘的并不多，其中仅仅8座外藏坑出土的陶俑、铜印、铜车马器、铁器及陶器等就达到1500余件，这还没有算上从古至今被盗走流失的宝物。

　　准备如此庞大的陪葬品，又需要征发多少工匠，耗费多少物资呢？难怪《晋书》称汉天子的墓葬耗费多达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汉文帝即便少用了不少贵金属，怕是也节省不了太多。

　　精巧的青铜零件

　　既然汉文帝的墓葬并不能节省多少，那么他又为何要特意对自己的身后事“从简”呢？

　　其实他这么做的真正理由在《资治通鉴》中的一段对话中已有体现。按照记载，文帝及其随从来到霸陵，他对群臣问道：“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周围的人都应声附和，唯独张释之唱反调：“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汉文帝听到后非常满意。

　　从中可以看出，汉文帝要求霸陵不起坟，不用金银铜装饰是为了保持低调，不让人打扰他泉下的清静，而非真的为了不烦民，节省开支。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山头，却蕴藏了大量的宝物，图为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

　　以上种种，足以发现汉文帝在身后事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节俭，要知道罗马皇帝们统治着更为繁荣的帝国，却没有任何陪葬物，火化后合葬在占地0.0059平方公里的一座小墓中，再结合汉代重税、重役的生活情况，很难说出汉文帝的治下有史书描述的那般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