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美]蔡九迪著，任增强译，陈嘉艺校，江苏人民出版社｜思库，2023年5月出版，304页，68.00元

蔡九迪《异史氏——蒲松龄与中国文言小说》一书出版于1993年，于今整三十年，书中时时闪现的精思灼见仍令人激赏，该书对《聊斋志异》不限于文言的小说类型的探讨，而是在中国文学与思想脉络中探讨其与晚明文学的关系及文化史意义。从大环境说，其时正值二十世纪末北美学界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之际，中国文学研究经历了方法上的转型，作者在继承汉学传统的基础上审慎运用各种理论资源，材料扎实，在宏观把握中细读文本，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有启发。

关于《聊斋志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张友鹤辑校的会校会注会评本（三会本）最为学者重视，它收录清代的批评，其中多篇序跋是研究蒲松龄创作思想的重要依据。与一般考订作者或作品细节不同，蔡九迪显示其宏观视野。如第一章“关于《聊斋志异》‘异’之话语”，聚焦于《聊斋志异》书名，并将其和蒲松龄自称“异史氏”的“异”字作一种思想谱系的考察。她对这些序跋以及袁世硕、白亚仁等人所发现的新材料作了一番甄别考证，且从接受史视角根据发表时序将它们分为三个阶段，“对《聊斋》传统评点话语进行盘点，我们可以揭橥三个主要的诠释策略：（1）将记叙‘异’的作法合法化；（2）将《聊斋》作为严肃的自我表达的寓言；（3）将《聊斋》视为文风优美的伟大小说”（19页）。这三个阶段代表从十七、十八至十九世纪的三种观点与诠释策略，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学与文化思潮的变化的轨迹，差异中含有连贯与递进，可看作“一部诠释史”。

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三会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月出版

蔡九迪指出：“‘异’是蒲松龄提供给读者的一把管钥，用以进入他的文学世界；相应地，这一概念是本书诠释蒲松龄作品的聚焦点。”（第3页）这不光是因为“异史氏”在许多故事的结尾表达自己的观点，显见其重要性，这做法始自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更因为“异史”大多就狐仙花妖鬼魅的故事而言，有别于历代正史，意含另类，甚或荒诞不经的历史。相对于儒家《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训诫，更有“异端”的意涵。但蒲松龄以“异史氏”自命，为“异端”修史立传，其抱负非同小可。

事实上在中国这一“异史”的传统源远流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不可能遵照圣人训诫的约束。庄子和屈原的浪漫想象恣肆汪洋，遨游八极；李贺的诗歌充斥着牛鬼蛇神，苏东坡也喜欢鬼怪故事。通俗文学方面从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到元明戏曲小说，乃至“四大奇书”、《三言》《二拍》等，争奇求异仿佛是文学的天然属性，它们无限开展“异”域想象，时时突破道德防线而表现自由飞翔的意志，因此也遭到儒家正统的排斥。同时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十分深厚，文学与历史常常边界模糊，如晋代干宝的《搜神记》搜罗民间超自然传闻“发明神道之不诬”。至晚明时代，凌濛初和江盈科喜爱奇谈怪论，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冯梦龙编纂了一部《情史类略》，宣扬一切伦理道德都应当以真情为基础，并自称“情史氏”，思想上意味着“异史”从边缘走向中心。蔡九迪认为《聊斋志异》创造的异类世界“无论在规模还是跨度上，均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第3页）。正是在“异史”的宏观观照中，她首先对这些序跋作文学思想史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