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汉书》概说”系列共七篇，此为第四篇。

《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述说，班固《汉书》著成之后，“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这话很容易给人以一种此书迅即风行于世的错觉，而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后汉书·列女传》称“《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班）昭受读”。如前引《史通·古今正史》所见，当时伏于阁下受读此书的不仅马融一人而已，而是“马融等十人”，好大一帮人呢。这才是当时的真实情形。

当时人写的书，更清楚地说，就是与读者同生共长呼吸着同样空气长大的人写的书，可他身边前后左右的人却大多看不懂，这实在是一件十分奇特的事儿，耐人寻味。须知这位“伏于阁下”受读的马融先生，乃“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后汉书·马融列传》）。用现在很通行的那个很轻薄的词语来讲，他就是“大师”，而且还是教“大师”的“大师”。

进一步审看其具体情形，我们还可以看到，当马融等十人在班昭面前伏首受读《汉书》的时候，正值“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之际（《后汉书·列女传》），此时马融正被“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后汉书·马融列传》），专门就是管校书的官儿，因而那其余九人很可能都是他的下属。

那么，在知悉这种情况之后，大家一定会问：为什么马融等十位大专家都读不懂而单单只有班昭才能看懂？须知马融并不像现在很多政务官员那样，是被随便拨拉到“校书郎中”那个位置上才接触到和东观秘书相关的事情，而是他很早就“博通经籍”。也正因为这一点，才被他的老师挚恂看中，一高兴，竟把宝贝女儿都嫁给了他（《后汉书·马融列传》）。这样我们也就更难相信马融阅读班固书稿的能力会比班昭低下。

阅读一部典籍或是一篇文稿。可能遇到的主要障碍，不过如下这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的用法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发生了很大变迁，以致当时平平常常的表述，后人却不易理解，读起来诘屈聱牙，搞不清楚究竟写的是些啥。二是作者使用了当时普通人不大使用的字形或句式、文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普通人看来显得过分“典雅”或是过分“庄重”。当然消极地评价，也就是过于“艰涩”了。至于《汉书》中特定的典章制度和人物、事项这些专门的纪事，那就不是一般的阅读能力问题，而是要取决于读者的知识储备了。不过这另当别论，在这里暂且还说不着。

不管是班昭，还是马融，他们阅读班固《汉书》的书稿，都是当代人读当代作者的文字，所以根本不存在前面所说的第一项障碍。若谓解读《汉书》存在的第二项障碍，那么，若谓“博通经籍”的天下大儒马融读不懂可班昭却能读得懂，这就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除了教习后宫并应汉和帝之命为之写过一些歌功颂德的赋诵之外（《后汉书·列女传》），我们并没有看到班昭展示出超越常人的文史素养。如前所述，就连汉和帝命其续撰的《汉书》八表和《天文志》，她也没有能够完成。这样的事实，让人很难相信是因班固文笔古奥而令马融难以读解。

事实上，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汉书》文本而言，其文字表述形式虽然在某些方面较司马迁的《史记》略显艰涩，但绝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司马迁和班固的句式笔法，同样是后世所有文人撰述“古文”时竞相取法的重要典范，大家也都看得懂；若是拿班固的《汉书》同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东汉时期的其他著述相比，更是如此。前面所说“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的情况，自然应当是马融等人伏阁受读后传布于世的文本，而那种“学者莫不讽诵”的情况也告诉我们当时人都“讽诵”得煞是顺畅，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阅读障碍。

斟酌上述情况，我推测，《后汉书·列女传》所说“《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的情况，恐怕并不十分准确。实际的情况，应当是在班固故世之后，世人初见《汉书》原稿，无法通畅阅读。不是读不通这部《汉书》，而是根本不知道这《汉书》是咋写的——具体来说，不外乎识不得班固字体和看不明白文字之间的排列顺序这两点。

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班昭才能显示出她独特的优势——她是班固的同胞妹妹，自幼与班固同生共长，自己又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因而能够熟知班固的字迹和他写稿子的文字处理方式以及勾抹涂乙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