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宇东路安图路、延吉东路松花江路，我不记得有多少年再没有经过那里了。

那儿不是我的第一个“家”，却是我童年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我只在梦见外婆的时候会穿越回到那片拥挤喧闹的“二万户”住宅区。我们家就住在其中一栋二楼东面的屋子里，挤了有六口人。房间朝南靠窗的那张小床就是我的领地，连同窗外架子上的葡萄全部属于我。我总是没等葡萄熟透，就伸手把能摘到的青葡萄都吃了。在那木窗棂跟前，我的舅妈为我捉到过一只非常美丽的蝴蝶。她用一根针将它钉在了写字簿上，想把这个漂亮的标本送给我。可我心急火燎地取消了“定身术”，让美丽的蝴蝶重获了自由。

我的小学离家很近，只隔着一条马路，现在它已成为一所大学的附属小学。外婆总是站在楼道窗口，就能看见放学时的我，是不是安分地正在往家走。我曾第一个飞奔过马路，然后“噗通”一声摔了个“全体投地”，至今膝盖上还留着鲁莽的印记；我人生里第一个喜欢的女生就是我的同桌，她有一个可爱的“童花头”，好像“西瓜太郎”。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她有一辆崭新的令人羡慕的儿童自行车，周末我向她借了在小区里骑了好几圈，总是一溜烟就没了影，她生气的样子多么可爱；有一年，我大部分的周末时光贡献给了区少年宫航模组，那个教我削木头做飞机的老师姓李。他见我从长阳路徒步走回靖宇东路太过遥远，总会用他的二八杠自行车将我顺路载回来。

1994年，我们所在的“二万户”老宅开始动拆迁，舅舅一家的户口分了出去，彼此都住进临时安置房，之后再搬迁入公寓楼。那时候的拆迁虽不至于夸张地改变命运，但确实改善了住房条件。小孩子舍不得离开“家园”，大人们则要开心许多，终于不用倒马桶使用公共厕所了，也不用十户人家共用一个灶披间了。我温暖的回忆里只有“大家庭”的热闹，我母亲追忆起来却是数不尽的琐碎、烦恼和一言难尽。

临时安置房在后来的中原小区，能用上抽水马桶这种我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了。可是我那还有半年毕业的小学就上得很辛苦，不再是跨条马路就能去学校，而是要每天清晨5点15起床，去赶在军工路上飞驰的公交车。那时候“小升初”要么就近分配，要么自己考一所好学校。我考了上了一所中学的美术书法特色班，却没有考上离家较近的那所区重点。放榜那天太阳很大，我母亲撑着伞回家后很生气地通知我，“你以后只能每天挤公交车上学去了。”我也见不到喜欢的那个“童花头”女孩了，因为她也没考上区重点，就近分配了。

新家住着就比“二万户”的老房子宽敞多了，缺点是太远。当时小区周边配套设施都没有起来，全是工地和农田。放学从公交车上下来，我不得不在农田跟前再走上一段路。穿过记忆中那片烂漫田野，穿过货物运输的铁道，还有让我忍不住想要去偷摘两根丝瓜的农家，才能回到临时安置房。小区周边有“山”——我会去爬一两米高的垃圾山，小区周边有“水”——还没来得及填埋的河塘里能钓到小龙虾。

三年后，我又搬家了，公寓房终于建成了，于是我们家搬到了五角场镇街道。照理说那个家我可以停留至今，是时间最长久的居所，但其实我待的时间只是更少了。1998年我考上了一所市重点寄宿制高中，进入了叛逆的青春期，只想要早一些搬出去。我开始拥有自己的房间和抽屉，我也锁上了我的日记。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后，我就去找了“童花头”女孩，我说我想跟她保持通信，她没有拒绝，大方地回应我：“你给我写信，我就给你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