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奥德赛回到了心心念念的故乡伊塔卡，拙文《风险的二阶观察及其限制——卢曼风险社会学理论探析》能够在《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5期发表，于我而言，不啻在卢曼理论世界冒险的绝佳回报。当然，奥德赛还乡不仅经历了漫长的二十年时光，而且其间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本文从2022年5月底写作到2023年9月发表，乍看根本无法与奥德赛返乡之旅相提并论，但若从笔者初涉卢曼理论算来，至今也已快接近二十年之数。故而，当笔者得知可以作此手记，便十分盼望着能把自己在卢曼理论世界探索的经历写一写，借此也对一路上得到的帮助和关心说一声谢谢。

毋庸讳言，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是本文酝酿、构思和写作的基本背景。终身难忘2019年底我全票优秀通过以卢曼福利国家理论为中心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正踌躇满志等待入职云南大学之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一等就是半年之久。这半年里，我一边不得不随时注意、紧密跟踪疫情的发展变化，以便第一时间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另一边面对疫情带来的前所未见的不确定局面和全社会的仓惶无措，我又不断在脑海里思索着究竟该如何理解身边发生的这一切。也就在这时，以前时不时翻阅但从来没有认真看完的卢曼的《风险社会学》一书，突然一下子好像有了某种魔力，让我越读越深陷其间。恰好这书的中文译本也在2020年5月出版发行，由此我的阅读更加如虎添翼。不仅如此，笔者过去一些关于卢曼风险理论不以为然的想法，随着在疫情期间的所见所闻，也发生了根本转变。譬如，卢曼着意区分风险与危险，进而把风险归因于系统决策而把危险归因于外部环境的做法，在疫情之前我以为它们不过是卢曼为了理论建构目的而故作此举，但疫情中的经历，使我觉得这样的区分实有其绝妙之处：人们在疫情面前之所以仓皇无措，除了新冠肺炎高传染性且可能致命的危险之外，更多地是人们不得不承受应对这种危险的决策之难，以及未来后果的不确定性。后者正是卢曼所言的风险。一旦对风险和危险有所区分，就更加能够理解疫情防控的难度所在：不但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带来的危险，更要应对每一决策带来的诸种不确定后果。危险与风险交互作用，传染性与不确定性多重叠加，恰恰是新冠肺炎疫情不同于过往一般灾害或风险事件的最大区别，而卢曼的风险理论相较其他诸如风险文化分析、风险社会理论等学说，于此更为敏感也更有洞见。

对卢曼风险理论态度的截然转变让我不由得回想起2008年读《风险社会学》时，不得其门而入的情境。2008年汶川地震灾害后，我曾花大半年时间阅读卢曼英译版《风险社会学》，冀图从中获得某种社会学关于地震灾害的独到见解。然而，除了对书中27页举关于地震的例子来说明何为危险、何又为风险印象深刻外，当时我怎么也无法理解：一本总共12章的风险社会学理论专著为什么要花3章的篇幅去谈未来、时间约束与二阶观察等看似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主题？进一步，这些主题又是怎么和其他章节的高科技、社会运动、组织行为、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科学系统等主题联系在一起的呢？卢曼把这些乍眼一看杂乱无章的东西放到一起来探讨风险，他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在当时急切想从卢曼的风险社会学理论寻找应对地震灾害捷径的氛围下，对卢曼的阅读除了失望外，剩下最多的就是深深的疑问。

实际上，类似上述的疑问从我涉足卢曼理论世界以来，一直没有停过。至今记忆犹新，2004年秋、2005年春我在北京大学硕士导师秦明瑞教授为期一年的《哈贝马斯与卢曼比较研究》课上，一方面感慨于卢曼理论的广阔深邃，好奇于其用一套系统论、控制论、生物学语汇包装的社会理论之新颖独特；另一方面又苦恼于无论怎么学习似乎总是似懂非懂。或许是想弄个究竟的动机驱使，在导师建议下，我选择以“涂尔干与卢曼社会分化思想比较研究”为主题撰写毕业论文。虽然承蒙各位师友尤其是冒昧打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苏国勋先生的慷慨指导，我顺利完成了毕业论文，而且论文改写后还十分荣幸地以《系统视角中的社会分化与整合：卢曼社会分化思想研究》为题发表在了苏先生主编的《社会理论》第4辑，但是我自己清楚，那篇论文不过是稍微深入地梳理了一下卢曼与涂尔干、帕森斯之间的理论联系，较为清晰地呈现了一下卢曼社会分化思想的基本轮廓。在许多方面，譬如为什么卢曼坚称他的理论贡献一是在于提出了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功能分化社会，二是在于他对帕森斯双重偶然性问题的重构与阐释，我则始终没弄明白道理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