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话的数量为历代诗话之最，而清诗话中，又以道光一朝诗话体量最大。《清诗话全编》中，《道光期》诗话收录至九十一种，虽种类不及《乾隆期》的一百零三种，但体量较之乾隆期为大。盖由道光一朝，虽是清代由盛转衰的转折，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开始，但内部政治格局还相对稳定，文化政策也较为宽松。因之文人著书立说的热情较高，而留存后世书籍数量也大。如此，今天我们能够搜集到的道光诗话，数量自然也多了。

但更重要的原因应是道光期诗话本身的特色。诗话一体至道光朝，其编撰方式更为随意自由，以至于文人得以随写随记，不加拣择地随记随编，这导致了诗话的体量增大，也是道光诗话种类较之乾隆少了逾十种，但体量却比之乾隆诗话大了很多的缘故。最为显著的例子，有康发祥的《伯山诗话》，其“随到随刊”，亦不复诠次，竟至前集之下又有后集、续集、再续集、三续集、四续集之刻；潘焕龙之《卧园诗话》初刻四卷之后，又补编三卷、续编三卷。这种随记随编的方式也决定了其中所录的内容亦甚随意，多日常所见、兴到之语，甚或剿袭故书的读书笔记。这倒与诗话一体的起源——《六一诗话》的“以资闲谈”的旨归是一致的。

更有甚者。诗话“以资闲谈”的旨归，所记还限于诗人诗事，然道光诗话所记，则颇似有与诗无关者。《卧园诗话》中，甚有“话诗必泥诗，定非知诗话”之说，即认为诗话之作，并不一定要与记诗、论诗有关。故其诗话中，多有似全无与诗人、诗话相关者，如记古人敬惜残纸剩笺、考清之“折子”与宋之“札子”“帖黄”等；其他诗话中，亦间有这种情况，《橡坪诗话》记有名赵公权者九十而清健不衰，盖因读《论语》中学得三不：不多食、食不言、寝不语，事涉养生，不关诗学；又如《春草堂诗话》记前辈以《列女传》不当载蔡文姬辈的迂腐言论，乃以《列女传》为《烈女传》；《海粟诗话》记“杜拾遗庙”被村夫修缮为“杜十姨庙”，又做女像以配刘伶，足发一噱，皆或关社会风俗，与诗人诗事也并无直接联系。再联系《卧园诗话》中记载潘焕龙的朋友丁杰谈诗话不必泥诗之语，可知道光之诗话实有超出记诗人诗事“以资闲谈”的旨归：“就中有即诗为话者，有离诗为话者，有不以话为话者，率皆位置得宜，剪裁合度。如正说诗时，忽间以古今事，实推波助澜，旁见侧出，似是闲话，实非闲话，弥觉生趣盎然。”诗话所记，不必有一定之限，不论古今，不论体裁，亦不论是否与诗有直接关联，但有一点，它不是严肃的学术考证或一本正经的高头讲章，而讲究“生趣盎然”，我们平时讲究的“诗意的生活”或是“生活中的诗意”，不也正在“生趣盎然”四字么！如此，道光诗话终究还是与诗有关：它记载了诗人雅士们诗意生活的一切。如此，诗话之体至道光一朝，被赋予了新的旨归：即诗人雅士诗意生活的多元记录。

二

正因如此，道光诗话较之前代诗话的特点，即在它涉及领域更广、记载范围更宽，可反映诗人雅士们日常生活的多个面向。除谈诗论艺之语、诗人之佳作佳句外，社会百态，乃至风俗游戏，无所不有，读之颇可窥清人诗情画意生活之一斑。比如诗话中提到时人在酒席中经常玩的一种与诗有关的酒令游戏：

酒令近人多摘唐句作签，注明座中人举动有合诗意者，即飞一觥，如“人面不知何处去”，注大胡（大胡子）者饮；“几度呼童扫不开”，注近觑（近视）者饮。(《橡坪诗话》卷六)

清代诗人如何劝酒、行酒令？这条珍贵的材料给予了我们一个有趣的答案，原来酒席间决定清代诗人喝不喝酒，是用抽诗签的方式。座中人的行貌有与抽中诗句意思相关的，比如大胡子将面部遮了个干净，正是“人面不知何处去”，须饮酒；“几度呼童扫不开”，扫的是花影，而“花影”亦可为“眼花之影”，故近视眼者正符合句意，亦须饮酒。

涉游戏者尚有“诗谜”，猜字谜为中国传统游戏，而清代诗人之字谜，亦与诗有关，如《橡枰诗话》卷四载字谜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是杜甫《春日忆李白》的诗句，而这两句又是以南朝两位大诗人比李白，故谜底是“比白”即一个“皆”字，趣味盎然。《橡坪诗话》中载清人诗歌游戏最多，除“诗谜”外，尚有“诗牌”一种，屡见于该诗话。如说长洲学士顾元熙之《兰修馆丛集》内有《碎锦集》用诗牌集字成者；又载药根和尚的诗牌成句“雨窗话鬼灯先暗，酒市论仇剑忽鸣”等等。考诗牌游戏，即用作诗之常用字作为牌面，游戏者以一定规则，将自己手头的牌凑成诗篇或诗句，以成诗的迟速与诗篇的优劣作为胜负依据。玩法也是五花八门，简单的如抽签一般，游戏者将手头抽到的牌凑成诗篇；复杂者则限韵、限体裁、限题材者皆有。更有竞技性强的玩法，犹如今人之打麻将：游戏者通过各自的摸牌、打牌、吃牌等，拿到自己想要的字牌，从而凑出自己想要的佳句佳篇。清代诗人推杯换盏、消遣娱乐之际，也是如此的诗情画意！

明 杜堇《玩古图》

此其小者。其中又有诗人对时事的评价与记录。众所周知，中国近代走向衰落，为西方列强侵略的直接导火索就是鸦片，而鸦片之逐渐泛滥，成为毒害中华民族精神的毒药，正在道光前后。诗话中亦有对鸦片烟毒害国人心智的批评：

哀哉，夫鸩毒害人，见之者必变色疾趋，避之惟恐不速，间有服毒自戕，其命非迫于饥寒，即罹于法网，无生人之乐，遂视死如归。彼食鸦片烟者，明知耗财伤命，甘心不顾，亦何为哉！（《春草堂诗话》卷十四）

将鸦片烟与鸩毒相比，言鸩毒之害，更为明显，故非欲自戕者，避之不及。但鸦片却使人心甘情愿地被毒害，可谓为祸甚于一般的毒药。这也使我们知道，道光鸦片泛滥之初，当时的知识阶层对其毒害民众的特性，还是有一定的认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