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在京举行。远渡重洋前来参加论坛的智利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还专程游览北京著名古玩市场——潘家园，购买插屏、状元塔等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商品，引发媒体关注。事实上，今天的国人对文物古玩的购买兴趣和“钻研”劲头，相比偶尔猎奇的外国友人，显然更加高涨。

本文分析2012年以来中国文物市场的基本格局，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物市场蓬勃发展，主要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其中，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文物交易中心，而且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文物集散地。京津冀地区文物流通量大，交易场所分布广泛，传统和现代经营方式兼备，对于引领和带动国内文物市场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作者推断，我国的“骨灰级”藏家已逾数万人，相对专业的收藏者已达百万人至千万人，大众收藏者更是不可胜数。随着2012年以来国家加强相关领域治理，黑市、走私、造假、“雅贿”等现象明显减少，文物市场空间已相对规范，更加与国际市场接轨。

作者指出，高端文物在市场中虽然所占比重较小且流通数量有限，但它们价格高昂，起着价值风向标的作用。而中低端文物的存世量大，品类多，且品相不一、良莠不齐，但拥有庞大收藏群体，其流通量往往是高端文物市场的百倍乃至千倍，因而构成文物流通的根基。确保基层文物自下而上的流动有利于维系市场命脉，拓展市场空间。

本文原载《中国美术》2021年第3期，原题为《2012年以来中国文物市场的基本格局》，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2012年以来中国文物市场的基本格局

中国文物市场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端至少可追溯到唐宋时期，后于明清之际得到较快发展，至民国时期逐步趋于成熟。从古代至近代，文物市场曾先后被称作古董市场、古玩市场、古物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物流通仍延续传统方式，以私家店铺为主体，民间分散经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文物收归国有，当时的大部分文物店铺被合并重组，转为公私合营的方式，对文物实行统购、统销，主要用于出口创汇及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另有少量文物售给了国内文物爱好者。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了由政府主管的文物商店或文物公司，它们后来在计划经济时期成为文物经营的主力军。这些文物商店或文物公司集中经营文物，改变了传统的文物流通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文物市场扮演着重要角色。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市场经济推动下，民间从事文物经营的商户逐步增多。尽管这些商户活跃了文物交易的氛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原有的市场秩序，影响了国有文物商店的经营，致使不少文物流失海外，不利于文物保护及相关工作的开展。

在这一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于1982年正式颁布，对各类文物进行了明确界定，有效规范了文物市场。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商品经济日趋兴盛，不同类型的民间文物经营机构相继涌现。沿袭传统的古玩市场和受外来影响而建立起来的画廊、艺术博览会、艺术品拍卖行等市场主体共同发展，促进了国内文物的流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物市场的活跃度显著提升，文物收藏日益兴盛，然而文物盗卖、走私、造假等行为给正常的文物经营带来了较大冲击。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新环境，政府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允许有资质的商业机构从事文物经营。从此，文物市场呈现出新的局面，民间文物经营机构不断发展壮大并发挥重要作用，直接推动了文物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