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在《古典新义》中曾说：“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朱光潜先生推陶渊明为中国诗人之最，随口即诵陶诗《形影神》“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朱光潜先生二三事》）。1989年，王水照先生发表在《文学遗产》上的《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指出，苏轼“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诸位前辈固然有他们个人在艺术审美上的偏好，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人生的某些特定时刻，国人的确会更愿意想起庄子、陶渊明和苏轼，回到迷离的梦蝶、悠然的南山和大江东去的赤壁，来抵御生命中的失意、挫败、痛苦和无常。这不仅仅是因为庄子、陶渊明和苏轼面对生命所展现出的超越和自在，还要归功于时间长河中凝结而成的集体记忆和符号能量。依托每一次对这些集体记忆的“召唤”，个体得以从狭隘的、情绪化的经验中抽离出来，在更为宏大、崇高和超越性的层面上达成自我与现实的和解。这些个体经验是偶然的吗？这一和解如何实现？每个人想象的东坡会有差别吗？艺术家眼中的东坡赤壁又是什么样的风景？东坡赤壁的具象化是如何平等而差异化地存在于历代创作者的感知之中？王一楠所著《同绘赤壁：与苏轼有关的图像记忆》在解答上述问题的同时，更为我们提供了一场艺术史回溯和想象的盛宴。

实存与想象交织的艺术史

根据文献记载，和苏轼有过密切交往的李公麟、王诜皆有《赤壁图》之作，直接呼应苏轼的《赤壁赋》，惜已不存，而存世最早的东坡赤壁图的作者又是曾经师事李公麟的乔仲常。王一楠创造性地从师承关系、近似题材和形式风格等方面，揭示了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叙事长卷所具有的节点性意义。通过对乔氏长卷技法、构图、布局等的关联性细读，她认为该作品不仅可能传承和隐现了李公麟《赤壁图》对苏轼《后赤壁赋》的转译，成功“构建了基于文本又超出文本的意义世界”，而且也对日后明代江南吴门画派的赤壁图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过沈周、仇英等的改造而发展为一种流行图样。此外，沈周的《前后赤壁赋图》几乎是乔仲常《后赤壁赋》图的缩微版，而沈周又曾是李公鳞所作《赤壁图》的收藏者，这表明沈周的赤壁图创作可能习自李公麟《赤壁图》，而乔仲常的《后赤壁图赋》图和李公麟的创作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