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家张翎《归海》的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

在全新长篇小说《归海》中，张翎借助一位中国普通母亲的身世传奇，拆解出一段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编码。读者将跟随女儿的足迹，在中国历史深处，与一个生命再度相逢——含辛茹苦的糙母亲、战斗英雄的好妻子、野战医院的军护士、战乱年月的阶下囚——我们就此辨识出一位女性不言可喻的苦难、泪水与创伤，并也铭记下一位母亲的坚韧、智慧与勇敢。小说通过袁家母女的情感流变，探寻了中国女性的人生磨难与命运浮沉，并延伸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个体生命的苦难记忆。

作家出版社介绍，《归海》不完全是私人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取予纠缠，它还揭示出一重跨越国界民族的、省思战争创伤的世界性视野，呼唤着一份在跨文化语境中构建并实现创伤认同与情感疗愈的现实性皈依。

《归海》的诞生缘起于双语写作

作为“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中篇，《归海》保持了张翎对灾难、创伤及其疗愈等话题的关注。

谈及创作缘起，张翎坦言：“我一直都很关注灾难和创伤，当然包括战争题材。很多人会问我：你是个女作家，你的作品为什么与女性作家写的不是一类题材？其实，我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余震》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虽然我并不认为这是我创作的最好作品，但是从2007年开始，我就关注灾难、战争、创伤的问题了。”这一创作倾向，与张翎的职业密切关联。

除了作家身份之外，张翎还是一位听力康复师。对此，她讲述了在诊所工作中的亲身见闻。“我在诊所里工作了17年，在美国和加拿大，除了一些普通的老人之外，我还会接触到从各个战场上下来的退伍军人。在90年代初期，我甚至能见到参加过一战的老兵，他们真的是世纪老人。然后，他们渐渐地凋零，我就看到了参加二战的老兵。再后来，我遇到了朝鲜战场、越南战场、中东战场以及阿富汗维和部队等地的军人。这些面孔越来越年轻，渐渐就走进我的诊所。此外，我还遇到了一部分战争难民，来自世界各地的战争难民。虽然我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经历过他们经历过的战争和灾难，可是，留在他们身上的创伤，我是亲眼所见的。”

张翎分享了一个故事，讲述了创作《归海》的初衷。“在我遇见的病人中，有一位来自前苏联。他在登记表上写下的职业是大楼清洁工，但我不会相信他真的是大楼清洁工，因为他的头发梳得非常整齐，他穿着白色的衬衫或浅色的衬衫，领子和袖口一直很干净。他的英文有很浓的口音，但是他永远会说 please、thank you这一类很礼貌的话。有一天，我们偶然讲起多伦多的房价，我说这个地方太贵了，应该到 Pickering买房子，在郊区远一点房价便宜。听到这句话，他勃然大怒，说：你安的什么心？这种地方怎么可以叫人住？当时，我完全不懂他的意思，我吓得根本不敢说话。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幸存者，一位前苏联的高级科学家。而Pickering这个地方有加拿大最大的核电厂之一。我突然明白了，原来一场灾难或战争是有始有终的，它是一个可以界定的事件，但是它带给人的灾难是不可界定的，它对未来造成的影响有可能波及一个人的一生。因为那时距离切尔诺贝利事件已过去几十年了，但我就在想，甚至在他死后，这种影响还会持续影响到他的家庭。”

正是有关战争的感触和思考，才成就了《归海》这部作品。张翎表示，之所以名为“战争的孩子”，主要原因在于它们讨论的不仅仅是战争，更是灾难带给人的影响。谈到该系列作品的第一部《劳燕》时，张翎说：“当时，我没有在意这本书会卖得好，因为在美国没有人读翻译书，但它超乎寻常地卖得好。然后，出版社建议我去网上看看书评，我其实不太愿意看书评，因为网上说什么话的人都有。后来在出版社的建议下，我喝了一杯酒，壮胆去看书评。出乎意料的是，看到第一个书评就把我吓了一大跳。那一条书评说：读《劳燕》之前，我不知道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