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近代中国的女子教育思想，梁启超是不可绕过的一人。戊戌变法前发表的《论女学》作为其第一篇妇女问题专论，不但当年曾激起巨大回响，直接促成了晚清国人自办的第一所新式女学校诞生，而且梁氏一生言说女性议题的基点亦由此确立。虽然时至今日，研究者增强了反省意识，对其立场与立论颇多批评，却也反证了该文影响力的绵久，故仍然值得今日仔细探察。

一、“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论女学》乃是《时务报》创刊，梁启超即开始连载的系列政论文《变法通议》中的一篇，1897年四五月间在该刊第23与25册发表。与其他各篇相同，《论女学》也秉持了《变法通议》大声疾呼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当今中国亟需以“自变”求“自强”的宗旨，将女子教育纳入政治改良的整体规划中。

按照原初的设想，《变法通议》是一部“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的大著作，实则在写作中已不断调整。但无论如何，除总论外，梁启超最先着笔、也是其最为关注的话题还是教育，即他所说的“学校”。以此，《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幼学》《论女学》《论译书》诸篇，均列在“论学校”的总题下。为何“学校”优先，梁启超也有阐论：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官制”属于政治体制，固然具有总揽全局的作用，但倒推上去，培育人才的学校才是决定变法成败的根本。所谓“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放在变法图强这一目标明确的论述框架中，女子教育也被赋予了神圣使命。梁启超的表述最初采用了反面立说的方式，“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缕述女子未受教育带来的危害，由此展开了对旧习陈说的批判。其论说的四层意思，分别指向女性的职业、学问以及母教与胎教的现实状况。依梁氏之见，中国女性不学因而无业，不能自养；无学因而心胸狭隘，家室不宁；母教不善，造成世风恶劣；胎教不讲，造成人种退化。所言实际是从经济、家庭、社会、种族四个维度，揭示女子失学与国族衰落之间的紧密联系，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很现成——“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应该说，梁启超当时虽然编写了《西学书目表》与《读西学书法》，对于西学知识的接受也还有限，却已经常运用到文章中，使其论说面目一新。如论女性无业，开头即引用“公理家之言”：“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则以无业之民之多寡为强弱比例差。”随后的论述便借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阐发的“生利”与“分利”说展开，断言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论胎教又以长注的形式，引用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的生物遗传学说。而李书刊行于1894年，严译成稿于1896年，对于梁启超来说，都是世界最新学说，足见其吸收与发散能力之强。以此科学新说为支撑，梁启超的《论女学》也具有了充沛的理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