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杜甫，内心里不禁涌动着一种为文的敬仰。作为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写过一千四百五十余首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其诗歌被称为“诗史”，其名号被尊为“诗圣”。而笔者尤感亮眼的是，杜甫青壮年时曾两次游历山东，写过八首带有山东色彩的诗作，其中《望岳》诗中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中的“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分别成了省城《齐鲁晚报》的“青未了”副刊、《济南时报》的“海右”副刊名号，既见文化底蕴深厚又具鲜明的地标特色。故杜甫至于笔者，专享的是“诗圣”的崇拜，文人的崇拜。尽管他在唐肃宗年间曾官左拾遗，后入蜀做过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其为“杜拾遗”“杜工部”，但与其煌煌诗作相比，他在官场上的那点事儿，一直被忽略不计了。

然而，当孙小潭、孙锡刚父女的新书《杜甫：诗中的病》映入眼帘时，却令笔者眼前一亮。长期阅读写作的实践，让我生发出的第一反应是一个赞词：“不明觉厉”。因为此书既颠覆了烙印于我心的杜甫元素符号，也突破了杜诗作为显学研究的传统通常模式，如同鲁迅先生那句名言：“孔雀开屏固然美丽，但却把屁眼给露出来了”，见常人之未见、成常人之未成。这无疑是一种研究的功力，一个慧眼独具和与众不同。亦即是说，仅就《杜甫：诗中的病》这个书名，便有一种抓人眼球、诱人想读的感觉。

当我带着新奇与惊喜几乎一口气读完了这本３０多万字的新书时，一种“明而觉厉”的享受又横空而出。这本书是在孙小潭硕士论文《杜甫的以“病”入诗》的基础上充实完成的，书中所引用的材料，不管是杜甫的生活及其诗歌，还是相关的药物药理、病名病理等等，都在坦陈与刻绘中游刃有余，在对杜甫自我把脉式的诗作解析中浑然天成，展现了文化美感与康健雅正气息的追求，告诉了读者一个不一样的杜甫：他既是一位病者，也是一位医者；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圣，又是一位胸怀天下的仁人。从而使杜甫这个历史人物，形象更丰满，印记更深刻。这无疑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价值看点，一个文化贡献。

人的生命状态是不断起伏和挪移的，大地之上，人间所在，一个人的行走是一种见证，也是类比，同时更是自我的一种觉悟与递进，从中可以看到个人命运轨迹，以及内心的微风涟漪。《杜甫：诗中的病》以杜甫疾病为研究对象，对杜甫的命运轨迹，以品诗读病的方式作了丝丝入扣的解析，把杜甫作品中所提到的带“病”字的诗句，还有描述病况的诗句，共二百多首，以时间为序、以杜甫所患的疾病种类为主体，分类别阶段剖析其病因、病程以及对其生活、诗歌创作乃至诗歌风格的影响，用“杜甫有病”的视角打量，籍借医学原理的帮助，挖掘杜甫的病身，探寻杜甫疾病的文化、思想根源，从杜诗那抓一把就能攥出文化液汁的描述里，得出杜甫大致经历了早年微恙、中年初病、数疾并发、晚年病笃四个阶段的结论，又以其诗文及有关史料佐证之，所谓“诗病互证”，爬罗剔决出共振于历史与现代的真实，觅寻到杜诗现实写真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在人文与医学的融汇中，构建杜甫历时与共时交织的疾病世界，试图领略唐人因“安史之乱”而扯碎了的梦中惊魂，并从中觅索一方爱国主义精神的守望之地，以期实现跨越时空的以文醒人、以文化人。这种文、医跨界思维的尝试，无疑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

人在很多时候散发的气息是相通的，尤其是文人。可以说从老庄孔孟之后，中国的文人都是有终极理想追求的，尽管他们各个时期表现和隐显不同，但触及灵魂、深入人心在本质上是一贯的。正是把握了这一文人特性，《杜甫：诗中的病》紧紧抓住杜甫用言病的方式说社会的实质，展拓其忧念国家兴衰的仁人思想，亦即循从杜甫不是为写病而写病，而是以病作“隐喻”的研究原则，深度掘挖其写病是为了抗争、写病痛时时与家国关联的内心世界。既从杜甫将采药、种药、晒药、制药、卖药等情节入诗中，找出杜甫作为医者的“夔府夜话”；又从他对疾病的研究对治中析出健康向上的期待，表现其作为仁人志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长安幽思”，从而把作者的生命牢系在时间这条主线上，将自我身躯与家国形态交织在一起，把个人的痛苦命运与国家灾难联系在一起。比如透视“杜诗常用意象分析”，将杜甫伤时忧国情怀寄寓于瘦马、病马、病橘、枯棕、枯楠、病柏、病鹘等客观物象，形成浓厚忧郁色彩的意象群，从这些被损害、被遗弃的生物身上，寄托了多种深沉而忧郁的情思，见证了个体的生命与帝国的兴衰。同时，杜甫又将自己“不敢忘祖，不敢违仁”的思想同他身患的各种病症联系起来，注入“有病”的内涵，如《夜》诗以“南菊再逢人卧病”写疾病，又以“北书不至雁无情”写漂泊；《返照》诗以“衰年肺病唯高枕”写疾病，又以“绝塞愁时早闭门”写漂泊。此书写到这一“隐喻”，意在揭橥这样的意涵：杜甫的病诗包含了他真实的生命，也内在着他的道德生命：杜甫自称为“醇儒”，这是一个答案。高僧敲木鱼，名为敲鱼，实为敲人，鞭策世人勤奋；杜甫说病入诗，名为说病，实为醒人，警示社会关注百姓疾苦。这里既剖见了杜甫曾官“拾遗”“工部”，为国家把脉、大医治国的思想境界，也将其“职卑未敢忘国忧”的眼界、胸怀凸显了出来，诠释了一位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诗思与忧国的联系性、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