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三種小説集中，《故事新編》是有着獨特意義的。《呐喊》收録了中國新文學運動中第一篇小説《狂人日記》，魯迅自評其反映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實績。《彷徨》在小説創作的技巧上更爲嫻熟，也將創作内容從以鄉村爲主更多地向城市延伸，由底層農民而更多關注知識分子。這兩部小説集是中國新文學的豐碑，具有深遠的影響，不僅僅在於文學創作，還在於社會進步與思想變革。而《故事新編》是不同於《呐喊》《彷徨》的創新嘗試，意在通過古今中外融通雜糅的方式重新叙述中國歷史、神話故事，并在其中折射作者對當時現實社會的觀察、批判以及反諷。

同時，魯迅的小説集中，唯有《故事新編》留下了完整的手稿，上海魯迅紀念館藏有《序言》、《目録》、《補天》（部分文字由許廣平謄抄）、《理水》、《采薇》、《出關》、《非攻》、《起死》的手稿和《奔月》《鑄劍》的鉛印稿。此外，國家圖書館藏有《奔月》手稿，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藏有《眉間尺》（後改名爲《鑄劍》）手稿。此次將這些手稿合璧，出版《故事新編》手稿影印本，對於研究魯迅的創作過程、探索魯迅的創作心理具有重要價值。

有鑒於此，本文回顧《故事新編》的編定出版及現存手稿的情况，并就魯迅《故事新編》手稿的研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創作、發表與出版

魯迅在《故事新編》的序言中談到這些歷史小説的寫作過程和寫作本意，説開始寫作時，那意思“是想從古代和現代都采取題材，來做短篇小説”［一］。作品中“還是速寫居多，不足稱爲‘文學概論’之所謂小説。叙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却不過信口開河。而且因爲自己的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不過并没有將古人寫得更死”［二］。在《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中提到此書時説，《故事新編》“是神話，傳説及史實的演義”［三］。

因爲成書時間相對漫長，《故事新編》所收八篇歷史小説，創作與發表前後的細節情况尤其值得深入梳理，在成爲重要研究内容的同時，還爲魯迅文學創作背景、個人狀態、文章構思、修改意圖等諸多問題也提供了推導的依據，以下略述各篇創作、發表的大致情况：

《補天》，原名《不周山》，“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作”，最初發表於 1922年12月1日北京《晨報四周紀念增刊》，曾收入《呐喊》初版至十二版；按魯迅在《故事新編·序言》中所言：“將它附在卷末，算是一個開始，也就是一個收場。”《呐喊》出版後不久，成仿吾在《創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1924年1月）發表《〈呐喊〉的評論》一文，認爲《呐喊》中《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阿Ｑ正傳》等都是“淺薄”“庸俗”的“自然主義”作品，衹有《不周山》是“進入純文藝的宫廷”的“杰作”。到1930年1月《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時，魯迅將《不周山》篇抽出。就此，魯迅在《故事新編·序言》中還特地提出自己如此這般是“向這位‘魂靈’回敬了當頭一棒—我的集子裏，衹剩着‘庸俗’在跋扈了”［四］。

《奔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作”，最初發表於北京《莽原》第二卷第二期（1927年1月25日）。作品中羿的弟子逢蒙這一人物帶有高長虹的影子，1926年高長虹在《新女性》八月號刊登“狂飆社廣告”，號稱“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合辦《莽原》”［五］，而另一方面高長虹又在《走到出版界》中對魯迅進行詆毁。在1927年4月9日給李霽野的信中，魯迅寫到：“《狂飆》停刊了，他們説被我陰謀害死的，可笑。······其實我那篇（指《奔月》）不過有時開一點小玩笑，而他們那麽頭痛，真是禁不起一點風波。”［六］

《鑄劍》，原名《眉間尺》，創作時間長期以來頗多探討，目前基本認同這是一篇可能涉及厦門與廣州兩地的創作作品，時間爲“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最初發表於北京《莽原》第二卷第八、九兩期（1927年4月25日、5月10日），1932年編入《自選集》時改爲《鑄劍》。上海魯迅紀念館藏魯迅1936年1月出版《故事新編》所用底稿中此篇爲剪下的鉛印稿，標題爲《鑄劍》，篇末有作者手寫“一九二六年十月作”；而《魯迅日記》1927年4月3日記“作《眉間赤》訖”［七］。

《非攻》，“一九三四年八月作”，本篇在收入《故事新編》前，未曾正式發表過。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發表“天羽聲明”暴露其獨占中國的野心，爲全面侵占中國造勢，而蔣介石却提出如抗日則“三日亡國”，加緊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當時魯迅曾多次撰文駁斥蔣介石的政策。關於墨子，1926年，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説：墨子“尚夏道，兼愛尚同，非古之禮樂，亦非儒”，“然儒者崇實，墨家尚質，故《論語》《墨子》，其文辭皆略無華飾，取足達意而已。”［八］又在1929年《流氓的變遷》中提及：“孔子之徒爲儒，墨子之徒爲俠。‘儒者，柔也，’當然不會危險的。惟俠老實，所以墨者的末流，至於以‘死’爲終極的目的······”［九］。

《理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作”，曾題爲《治水》，後改爲《理水》，本篇在收入《故事新編》前，未曾發表過。1931年至1935年，國内水患連年不斷，當時報刊報導稱：灾區之廣，幾被大江南北。魯迅在其1934年9月25日所寫的《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説：“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爲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