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图案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最为密切的艺术形式之一，兼具实用和审美的双重特性，体现了人类热爱生活和追求美好的真切愿望。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形成了无数经典的图案形式，如青铜器上庄严肃穆的兽面纹、玉器上恬淡高雅的卧蚕纹、瓷器上烂漫自然的花鸟纹、建筑中敦厚严谨的如意纹、织物上繁复纤巧的八达晕等，这些图案或抽象或具象，或写实或写意，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图案体系。在现代设计中，从国潮设计中的日用商品，再到国际秀场上的服饰家居用品，中国传统图案作为重要的视觉样式和文化形态，不仅表达了当下中国人的精神旨趣和社会情感，也以充满时代气息的新面孔引领着世界文化潮流。

　　流动的线条 连绵的文化

　　早在18世纪，图案设计的“中国风”就曾席卷欧洲大陆，如洛可可艺术中的亭台楼阁类建筑图案、秋千仕女类人物图案等，都体现出欧洲人对东方文化的兴趣。19世纪英国学者欧文·琼斯在其著作《装饰的法则》中，首次将中国景泰蓝和瓷器上的图案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并指出：“中国人在呈现自然之物方面已经做到了极致，他们含蓄而立体的图案表现方式比西方图案更具艺术感。”这对以后欧洲的艺术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19世纪英国学者威廉·莫里斯被视为现代设计的先驱，他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将东方图案转化为经典的欧洲纹样，比如他设计的莨苕叶纹，叶子和花朵围绕S形主茎进行各种翻转和弯曲，极富柔韧性的波状线条使人在视觉和心理上产生一种愉悦感。这种具有想象力的植物形态又启蒙了欧洲的新艺术运动。20世纪初新艺术运动的代表人物慕夏，正是在东方艺术的影响下才形成了一种极具识别度的设计语言，进而风靡整个世界。

　　威廉·莫里斯的莨苕叶纹其实是一种以波状藤蔓为主要结构的卷草纹，这种纹样最早见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建筑和陶器上，叶形多呈掌状叶，到了拜占庭时期波状形态更为繁复，成为教堂建筑和家具装饰的主要纹样，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又成为宫廷的专属纹样。实际上，早在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随着亚历山大大帝从爱琴海畔远征中亚、印度，卷草纹便开始向东方传播，一路浸渗了多种风格，在不同地域表现出不同样式，如伊斯兰世界将卷草纹变化为极富几何性和规律性的阿拉伯藤蔓纹等。

　　在中国魏晋时期，卷草纹主要以金银花的茎蔓为原型，经过提炼加工后，形成了花瓣细长、叶形简练的S形波状装饰带，也被称为忍冬纹，主要用作建筑的边饰，如门框、碑刻边饰等。同时，由于波状结构自然产生一种连绵不断、轮回往复的艺术效果，它也成为佛教艺术的主要装饰纹样，常出现在佛龛外沿、石窟壁画的边饰等位置。后来，古代匠师们根据波状结构伸缩性好、节奏感强的特点，开始基于装饰空间的大小和形状来进行灵活变化，生发出了弧形、圆形、桃形等多种形式，卷草纹扩展至佛像的圆形头光、背光、藻井，甚至边角空隙等位置，在佛教建筑中营造出彼此观照、相映成趣的艺术氛围。卷草纹因其极强的适应性，迅速被应用于金银器、铜镜、玉器、瓷器、漆器、石刻、织锦等工艺品上。

　　到了唐代，古代匠师们大胆地在波状结构中添加了不同种类的花卉、枝叶、果实，形成了忍冬卷草、葡萄卷草、莲花卷草、牡丹卷草等不同形式，这种变幻莫测的组合形式更是给人以无尽的想象空间，成为唐代的流行纹样，所以，日本人又称其为唐草纹。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唐代强盛的国力和繁荣的经济，以卷草纹为代表的植物纹样完全取代了以云气和动物为主体的纹样风格，促使人们的审美意识整体转向了愉悦心情的植物花卉，这也正如花鸟画自唐代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科一样，体现出了面向自然、重视人性的新趣味，这对以后中国图案艺术的发展和整体审美意向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