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秧歌是一种集歌、舞、戏、乐为一体的群众性集体歌舞活动，也叫“闹秧歌”“闹红火（huò）”，秧歌有唱词的叫“唱秧歌”。陕北秧歌扎根在黄土高原，历经千百年，既是保存和研究方言文化的活化石，也是方言口传文化传承创新的经典案例。

　　1.“秧歌”还是“阳歌”

　　地方志和陕北秧歌研究文献中，“秧歌”又记作“阳歌、禓歌、殃歌、羊高”等。其中“阳歌”“秧歌”最普遍。地方志中有不少关于“秧歌”的记载。例如，清末修纂的《米脂县志》记载：“立春前一日迎春，乡民扮杂剧唱春词，名曰‘阳歌’。”

　　方言口语中“秧歌”的首字一律读yánɡ，阳平调。“秧、殃”则都是阴平，声调不符。“禓”读音相符。不过从意义看，“禓”在《说文·示部》中释为“道上祭”或“路神”，意义不符。唯有“阳”声韵调皆通，且与秧歌的意义内涵联系紧密。

　　陕北秧歌可能起源于古老的傩祭活动。县志中有秧歌“为傩装扮、歌舞”“有乡人傩遗风”以及秧歌“驱疫”、跳秧歌舞“不生瘟、疫并无”的记述。闹秧歌的时间是元宵节前后，可见秧歌原是迎接春天、驱瘟酬神的歌舞祭祀活动。另外，秧歌队的灵魂人物“伞头”所执之“伞”，民间叫“日照”；而在清涧、延川等地，手持绘有“日照”（太阳）图案道具的“日照官”是秧歌队不可或缺的角色，这都说明秧歌和太阳关系深远。因此，秧歌的本词实为“阳歌”，寓意迎接阳春，以阳克阴。以上均与南方人插秧时所唱之歌无涉。

　　现在普遍使用的“秧歌”词形，可能与南方方言有关。清代官制是异地做官，北方多有来自南方的官员。南方普遍种植水稻，有“插秧歌”，南来的官员受母语方言、文化影响，可能把陕北的这种春节前后的民间文艺活动重新解读为“秧歌”并记录在志书中。而1939年以后，延安时期的各种报刊上大量使用“秧歌”的写法，还创造了秧歌剧、新秧歌等文艺形式，使“秧歌”的词形固定下来并通行全国。这一来是受到南方方言的影响；二来“秧歌”的写法更能体现“艺术来自劳动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理念，适应时代的要求。

　　我们认为，既然“秧歌”的写法已经约定俗成，就可以继续沿用这个词形。

　　2.老秧歌与新秧歌

　　陕北秧歌分为老秧歌和新秧歌。老秧歌是指保留秧歌基本程式的传统秧歌，主要分布在榆林市榆阳区保宁堡、米脂、绥德、子洲、吴堡、佳县、清涧和延安市延川、子长、延长及宝塔区东部乡镇，其中，榆阳区保宁堡秧歌最古老。新秧歌歌舞化明显，主要是巡游或广场演出，伞头演唱内容大量减少，角色相对简单，道具、动作整齐划一。新秧歌非常普及，老秧歌已经式微。

　　老秧歌保留谒庙、排门子、打彩门、转九曲等一系列固定程式，这些程式中都有唱的内容，需伞头完成；秧歌队里角色较多，有伞头以及文身子（女装）、武身子（男装）、扠棒子（武身子的表演形式，也叫打扠棒）等；道具、动作没有统一标准，可谓百人百样。

　　“谒庙”的“谒”义为禀告、陈述。谒庙就是到寺庙、道观给神唱秧歌，歌词内容为颂神、酬神。

　　“排门子”也叫“沿门子”“转院”，专指秧歌队去村民家跳秧歌。“门子”即门，代指“各家各户”，“排门子、沿门子”取挨门逐户之义为名，“转院”则取秧歌队在院子里转圈表演为名。民间认为，“排门子”秧歌上门，能给主家带来好运。伞头即兴编唱，歌词都是夸赞、祝福之语，有“伞头口里讨吉祥”之说。

　　打彩门指在彩门前斗歌斗舞，是迎接外村秧歌队进村的一种仪式。传说“赵匡胤留下个打彩门”。一个“打”字映射出边陲人民世代尚武的精神。主客两班秧歌队分列在彩门内外，两个伞头斗智对唱，一问一答，精彩纷呈，高潮迭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