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气魄雄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为守护好这一宝贵文化遗产，近年来，北京以长城文化带保护发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引领，加大对长城保护的统筹和创新力度。近日，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奔赴怀柔、密云、延庆等区实地调研，系统梳理了北京长城的保护与传承利用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就长城的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北京长城：“中国长城之最”

　　位于北京市密云区东北部的司马台长城，以其“雄、险、奇、特、峻”著称，被赞誉为“中国长城之最”，是一段保留原貌的明代长城遗址。在北京，这样雄伟壮丽的长城还有很多。

　　长城，作为我国历史上气势极为雄伟的军事防御建筑工程，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修筑的“方城”，在今河南南阳盆地东、西、北面，筑长城数百里。

　　北京地区最早的长城，修建于北朝时期，形成了今天北京长城的基本格局。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修筑的长城“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从上谷郡治居庸县(今北京市延庆区)向西延伸达黄河东岸今山西偏关一带的长城。北齐天保六年(555年)，“诏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今北京)北夏口(今北京市昌平区南口)西至恒州(今山西省大同)九百余里”。第二年，“自西河总秦戍(今大同西北)筑长城，东至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六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北魏、北齐长城用土、石筑成，其后不同朝代都曾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葺，后来大部分为明代长城所利用。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修筑长城的最后一个朝代，最终完善了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把长城建筑艺术发展到了最高峰。明洪武元年(1368年)，开国军事统帅徐达刚刚攻下元大都，朱元璋就命其主持整修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处关隘。终明一代，为了防御北方蒙古民族，不仅重兵驻守北平(今北京)，而且还非常重视修筑北方长城和加强长城的防务，尤其是永乐迁都北京后。隆庆时期(1567年—1572年)，抗倭名将谭纶和戚继光先后北调九边重镇蓟镇，精心筹划，一改过去低矮实心离墙敌台的做法，创建了既可庇护军士免受风吹雨淋又可贮藏军火器具以备急需的长城之上骑墙空心敌台(敌楼)，并将蓟镇所辖自山海关至居庸关近千公里长城加高加固，修成了城墙高峙、墩台林立、烽火台相望的坚固军事防线，使蓟镇成为长城最雄伟的一镇。

　　如今，长城已逐渐演变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成为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1987年，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我国首批获批准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2016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中国长城保护报告》，认定历代长城墙壕遗存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其中明长城总长度为8851.8千米。北京市历代长城的长度为520.77千米，分布于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和门头沟6个区，包括长城墙体461段、关堡147座、单体建筑1742座、相关设施6处。

　　近些年，北京市率先提出以文化带方式推进长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北京长城文化带作为万里长城的精华段，不仅是北京历史文化整体价值的重要载体，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载体和文化纽带，在建设发展中主动担当起了探索与完善保护模式的责任。

　　创新保护：以新方式方法促古长城焕发生机

　　从一般性保护向研究性修缮保护转变

　　夏日里的北京箭扣长城，在山峦叠翠的掩映中，愈发瑰丽雄奇、气势磅礴。在山峰高耸的“油篓顶”，67岁的长城修缮师程永茂在陡峭的长城上攀爬，身手矫健如履平地。一路上，他将自己修缮长城20年、累积2万米的“活”经验，向调研组娓娓道来：“边墙环境、起伏不定，随坡就坡、灵活掌握……长城要保持风貌，修出风韵就得‘五随’，随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

　　在调研中发现，这种“不改变原状”“最小干预”的理念有效维护了长城的自然历史风貌，也成为当前北京在贯彻落实长城修缮保护中的共识。

　　程永茂坦言：“以往长城保护多是‘哪里损坏修哪里’的抢救性保护。”而在2022年启动的怀柔箭扣长城和延庆大庄科长城研究性修缮试点工程中，首次引入了考古发掘，开始转向“精心修长城，边修边研究”的修缮、考古、研究并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