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文学课》，《国家人文历史》 编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3月版。

“乌台诗案”间接促使苏轼在文学上发生转变

从熙宁四年（1071）被贬出京开始，苏轼的仕途就一直不顺。任职密州期满又转徐州，再转湖州，朝廷始终没有流露出分毫要将公认的大才子召回重用的意思，反而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他的不满。

熙宁十年（1077），苏轼密州任期满，按例回京述职，结果“有旨不许入国门”，即不允许他进汴京，折辱之意十足。然而还没有完，元丰二年（1079），被贬到地方近八年的苏轼更是遭遇无妄之灾：他在例行表章《湖州谢上表》中发了一些牢骚，结果被人抓住小辫子往死里整，深陷囹圄四个月又十天，直到当年十二月方才出狱，处以“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惩罚，这就是中国政治史和文学史上都赫赫有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在中国历史上有名，是因其为严格意义上的首场文字狱；而在文学史上同样有名，则是因为它间接地促使苏轼在文学上发生转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国士无双的文豪。

黄州即今天湖北黄冈的黄州区，在北宋隶属淮南西路，“当江路，过往不绝”，经济发达且离京城不太远。依北宋官场潜规则，贬谪臣子向来以贬地离京城远近、信息畅通与否以示惩罚的轻重，朝廷将苏轼安置在黄州，明显表露出一种并未“弃绝”、留观后效的态度。

虽说如此，“乌台诗案”还是给苏轼带来了不小的精神冲击。王安石之弟、曾在该案中为苏轼向皇帝求情的王安礼曾一语道破了苏轼痛苦的根源：“轼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他是仁宗老皇帝钦定的未来宰相，论才华和能力在同辈中无人能及，本自诩十年之间可以得志，但如今不仅未能达成夙愿，反而被打成犯官，差点儿在文字狱中丢掉性命，美好期望和残酷现实间的巨大差距，怎会不让聪明的他感到痛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