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文明的象征，书写意味着文明的创生。打字机就继笔这一书写工具发明之后，被誉为人类的“第二次书写方式革命”。一百多年前的上一个世纪之交，作家、烟斗、打字机，似乎是从事文学创作者的照片标配。美观流畅的书写技能，须经长期刻苦训练。相比之下，稍加训练的人，都能借助打字机打出漂亮的文本——大学时的英文打字，是我们图书馆专业西文编目课程的辅修课之一。要想得到那俩学分，得背诵QWERTY键盘的指法分配表，得特别针对左小指头训练肌肉力量，为盲打做好充足准备。否则眼睛在文本、色带、键盘和指头之间的反复游移，必然拖慢打字速度，因而得失分重考。

办公室台式电脑、个人移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最近20年在中国的普及，“00后”作为数字时代原住民，网络对他们而言就跟空气和阳光一般，是具足的，键入这样的动作当然无师自通。即使我这样的数字难民，尽管绝不可能在纸上复现QWERTY键盘，也毫不妨碍双眼只盯着屏幕，选取词句。如此接近盲打的肌肉记忆，当然好了伤疤忘了疼。三十多年前中学大学期间刻蜡板、跑打字厂校稿的经历，叠压在记忆深处不知什么角落，直到《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将其唤醒。

美国学者墨磊宁著、张朋亮译的《中文打字机》，在作为读者的三个层面上，都给予我极其强烈的情感冲击。说是惊心动魄，也毫无夸张。掀起的情感海啸，在我近二十年几年业余学术阅读经历当中，得未曾有。掩卷半月之后，山重水复、荡气回肠、跌宕起伏、怵目惊心、波澜壮阔之类，我一向警惕而行文厌用的四字成语，似乎依然如在读时的情绪回声，不能自已。我甚至自我预言，在以年度为计量单位的个人阅读上，能再次读到如此让我动容的作品，恐怕都非易易。而且我也深知，预测、预言在当下或当来，都是一个稍具理性的人，极不靠谱应该力避的举动。

第一个层面，是汉语文作为母语的读者，一百多年来近乎在刀锋上踩过。一百年前声势猛烈的汉字拉丁化呼声，是当时诸多著名学者们在国族危亡之顷发出的。他们当中，蔡元培、钱玄同、胡适、陈独秀等辉煌的名字至今响亮。1935年12月，鲁迅、郭沫若、陶行知等688位知名文教人士，共同发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主张汉字拉丁化。相比之下，吴宓之类挺汉者就势单力薄，未被视作封建余孽，都算“对方辩友”的手下留情。像辜鸿铭那样逆潮而动的，周作人仅仅“顶古怪的”一声评价，足见大有口德。

第二个层面，作为专业职业跟汉字处理相关的读者，自打入读图书馆学系，就少不了跟各类字顺、标引符号编排组织知识打交道，应该对汉字编码主题索引之类汉字处理机制和关键人物并不陌生。《中文打字机》却近乎颠覆性地揭示出一大块我应该涉足却显然陌生的知识荒野。

第三个层面，作为汉字热爱者的读者，泛读过多种古文字相关作品、临抄碑帖古文、甚且还时不时就书学读物写上几段评论，对拼装汉字的几种花巧该当了解。《中文打字机》却还是在汉字信息处理的内在机制方面，打通了独树一帜的汉字“输入”，“拯救了中文，或许也拯救了文字本身”，让人大开眼界。更为让人意料不到的是，“我们在数字时代里如此熟悉的一种技术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根源：中文的预测文本技术是在计算机时代来临之前，在机械式中文打字机的背景下发明、推广和完善的。”

今天，中国几乎最偏远的乡村，甚至目不识丁的耄耋老人，也很可能手持一部智能手机，兴高采烈地盯着液晶小屏。交通通讯便捷的城镇，更几乎人手一机，低头族“机主”（手机主宰，人不离机）触目皆是。中文键入手段之丰、速度之快，是任何一种拼音语言都无法追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计算机时代的中国就是一个速记员的国度”，逐字母键入的拼音只能瞠乎其后了。可谁知，先前的一百多年来，中外无数杰出头脑的殚精竭虑，在中文打字方面的尝试，无不铩羽。QWERTY键盘无语不利，突破了希伯来文的从右往左、阿拉伯文从右往左书写加书写连笔：“希伯来文变成了‘反向’的英文，阿拉伯文变成了‘连写’的英文，俄文变成了‘采用另一种字母’的英文，暹罗文变成了‘有过多字母’的英文，法文变成了‘带音调’的英文。”“单键盘打字机不仅征服了全球的打字机市场，似乎还征服了文字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