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唐王朝孕育出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之作——唐诗。唐诗在西方的译介与研究既是中国文学外传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化在西方被接受的典范。在唐诗西传的进程中，当西方世界尝试从中国古典文学中了解中华民族精神的时候，他们意识到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最经典的代表，而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最权威的代表。 

　　1735年，唐诗首次走入了西方文化视域，在近三百年的西传历程中，唐诗在推动文化互鉴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成果，唐诗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如何？

　　三百年漫漫西行路

　　早在18世纪，法国来华传教士就对光辉灿烂的唐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35年，法国汉学家、耶稣会神父杜赫德在其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中首次提到了唐诗的巅峰诗人——李白和杜甫。在汉学家的眼中，李白和杜甫堪与古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相媲美。19世纪，唐诗西传进入发轫期，唐诗从单纯的介绍转向深入的研究和阐释。除了传教士以外，西方的汉学家、诗人积极从事唐诗的翻译，产生了较有影响的几部法译本、英译本和德译本。1862年，法国汉学家德理文的唐诗法译集《唐诗》出版，这是西方第一部唐诗译集，被称为“最好的中国诗歌法文译著”。20世纪上半叶是唐诗西传的发展期。借着汉学研究发展的大背景，唐诗在西方的译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法、英、德外，苏联、西班牙、意大利等其他西方主流国家相继加入唐诗的译介中来。苏联的阿理克是这一时期唐诗俄译的集大成者。他开始系统译介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等人作品，其学生楚紫气出版唐诗俄译集《唐诗选》。中国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西方汉学家的译介活动。郭沫若高度评价苏联汉学家阿理克和楚紫气的译著《唐诗选》，并尊称阿理克为“阿翰林”。20世纪下半叶至今，唐诗西传进入繁盛期。唐诗在西方的译介几乎涵盖了所有西方主要语种，涌现出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和译著，彰显了唐诗在西方的高度接受。中西学者的合作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亮点。如1957年郭沫若和费德林共同编选了《中国诗歌集》。

　　异域的远行，悠远的回声

　　近三百年来，得益于西方文化接受国自发自为的翻译，唐诗在迥异于中国文化的西方文化视域中得到广泛的传播，经久不衰。西方汉学家和诗人怀着对唐诗的高度热情翻译唐诗，形成两个传播群体。第一个群体是以翟理斯、阿理克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他们学贯中西，精通汉语，翻译时尊重原作，尽力保留原作的形象、音韵和语言特色，同时力求使译诗符合本国诗歌的格律要求。第二个群体主要由西方各国的诗人、作家组成。如戈蒂耶、庞德、伯姆、吉多维奇等。诗人们大多不太通晓汉语，但深谙诗体，能熟练驾驭本国诗歌的创作模式，在中西诗歌之间寻求契合，在对唐诗的重新书写中，吸引了更多的读者，促进了唐诗在西方的传播。

　　在西传的历程中，唐诗西译形成了多样化的翻译形式和策略。翟理斯倾向于直译押韵诗体。在他的眼中，诗歌是为歌咏而作，翻译时必须押韵，否则不足以体现唐诗的特点；德理文则采用散体形式译诗。汉学家认为，诗之成为诗，而非韵文，在于诗歌讲究神韵。诗歌语言的节奏和音韵应服从于意境和神韵，不应该为了韵脚而损害原诗的内容，主张把唐诗的诗意用贴切读者审美习惯的语句表达出来，而不拘泥于译文与原作字词的机械对应，注重保留与传达原诗中的感情色彩和想象因素；戈蒂耶、伯姆则是“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典型代表。创造性叛逆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反映的是文学翻译中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创译文本虽不乏误读与误释，但却受到目的语国家的广泛接受。

　　西方研究者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把握唐诗的风格，提高唐诗在西方的接受度，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法国散文家、文学评论家蒙太古撰写的《唐诗》书评“论一个古老文明的诗歌”，将唐诗这一来自中国的优秀纯文学作品更为广泛地推荐给了法国读者。通过比较唐诗和西方诗歌，蒙太古认为中西方文化具有相同的内核，但表达形式却不一样。在蒙太古的眼中，李白的《静夜思》就像一首德国的浪漫曲，杜甫的《春夜喜雨》有理由被当作罗伯特·彭斯的抒情诗。西方研究者采用诗歌比较的方法，呈现了中西诗人在面对同样的人生境遇时相同或相似的反思，彰显中西方共通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