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钢琴家ayaka办过个人演奏会，上过《泰晤士报》。住在中目黑之前，她一直生活在六本木，算得上大家口中的“港区女子”（港区即日本的六本木、中目黑、赤坂等繁华区，港区女子过着缤纷多彩的生活）。直到人们发现，她在中目黑的家是一户独栋里、二楼许多间中的一间。木门咯吱作响，房间面积不足8平米。没有独立的卫浴、没有厨房冰箱。“逃犯生活啊。”

人们的惊讶也令ayaka感到惊讶，她对所谓的低配生活并没有过不满。但显然，空间已是普遍意义上社会等级的记号。汪民安在《论家用电器》“现代家庭的空间生产”一章里论述了这一现象：不同阶层占据不同空间，差异性的空间本身，反过来又再生产着这种阶层差异。韩国电影《寄生虫》的空间与阶层间就有明确的指向。这样的认知前提下，代表生活内部的、狭小简易的房间，自然与住客体面的外表形成反差，成为话题。

其实，青睐拥挤空间的人为数不少：吉本芭娜娜喜欢下北泽一间“自由又狭窄”的小书店，呆在这家书店“就好像在自己的巢穴一般”（《关于下北泽》）；《塔楼上》的主角中年导演“喜欢狭小的房间”，哪怕没有阳台延展出去连接邻街，也钟情于塔楼顶端局促的阁楼本身；《花束般的恋爱》中，八谷绢第一次去山音麦家，由他替自己吹干头发，小房间将两个人包围起来，酿造出心动的甜蜜和令人安心的归宿感。

“蜗居”一直存在，必然有其理由。吉井忍对自己生活三年多的“东京八平米”进行梳理，写成了同名新书，从“回到八平米”“身处八平米”“走出八平米”“东京与八平米”四个维度，客观、真诚地描绘了八平米生活的多种面向，也由内向外审视了闹区中的独居生活。它有着人们期待的、吃苦打拼的一面，但绝非限制、不便那么单一。以最大优势——便宜的房租为例，不仅适合收入不稳定的自由撰稿人，且时不时闲置“蜗居”也不会觉得可惜，租客因此获得了常常出差的自由。如果能自我认同，“蜗居”也能散发精神富足的舒适感。“八平米”不是奇观，而像一种气候，反向塑造着住客的习性。

没有冰箱洗衣机的八平米

吉井忍的房间不设厨房和浴室，纯粹的布局和有限的空间强迫住在其中的人对物件的去留做出选择，大件家电首当其冲。要不要冰箱，吉井忍经过了一番权衡。有冰箱固然方便，对她的小房间来说则弊多利少。冰箱占据可观的面积、耗电、发出的噪音会被放大，搬家时大家电丢弃或转手的麻烦也促成了不添置冰箱的决定。一旦开始过没有冰箱的日子，吉井忍从买菜时就把握一人一餐的用量，至多用余量做成便当，尽快吃掉。她偶尔也去附近的料理店，或用便利店的三明治解决一顿。没有冰箱的介入，三餐也没有耽误，倒是维持着不囤货、买来就吃光的健康习惯，以及人和食物之间亲密的关系。

假如回头来读汪民安《论家用电器》中对冰箱的解读，就会更深入地赞同吉井忍的决策。他认为人们吃冰箱加工的大量变冷的食物，直接改造了肠胃的功能。此外，冰箱很容易让人产生盲区，人们出于节约的目的把食物放进冰箱，但这一举动同时也可能意味着浪费。从冰箱中拿出来扔掉的东西，远比从中拿出来吃掉的多，也比没有放进冰箱而日见腐坏的东西多。冰箱的不可见性庇护了正在腐败的食物，从而成为食物腐败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