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作家刘勃解读《世说新语》，以《世说新语》文本为基础，参照《晋书》等相关历史资料进行精准考据，将魏晋时期的诸多名士放进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解读，并展开多重线索的想象与推理，以更多元的视角诠释魏晋时期的风流与苍凉。

中国文人心向往之但达不到的梦

贾骄阳：《世说新语》是历代文人都极其喜欢的一部作品，辛弃疾的词、《红楼梦》里都出现过好多《世说新语》的典故。为什么中国文人会喜欢？

刘勃：因为《世说新语》是他们心向往之但达不到的梦。魏晋时期特别特殊，给名士们搭建了各方面保障都特别好的平台。魏晋以后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性，在古代文明里比较而言是很强的，但《世说新语》这个时代又是阶层流动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弱的时期。所以那时候的名士们会有特殊的安全感。人活得有安全感，姿态就会比较舒展。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很“卷“，为什么“卷”？因为缺少安全感，害怕不参与到残酷的竞争中，就可能会更快被淘汰掉。当你安全感足够的时候你就不卷，那种特殊的舒展感是后世文人很想要又很难达到的。

但是，这背后有一种很残酷的东西。名士们活得舒展，实际上对于社会另外一些人来说，是一个挺不幸的事实。《世说新语》把最舒展的一面呈现给我们看了，更痛苦的那一面相对而言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

贾骄阳：我在读您这本《世说俗谈》之前，真没有注意到《世说新语》背后的残酷或者是比较冷峻的那一面，这是不太被人关注的。

刘勃：一方面，我正是被《世说新语》里的舒展感所吸引，另一方面《世说新语》所遮蔽的那些残酷的东西，我希望把它呈现出来。对高度紧张对立的两面，我同时都有非常非常深的感情。写的时候我会想要找一个撕裂感。撕裂，是我对《世说新语》和孕育《世说新语》那个时代最强烈的感受。

我会用我能想到的最刻薄的言辞，讥讽文人身上的臭毛病，可是我又是多么爱这些臭毛病啊。当我找到这样一种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感觉的时候，我的写作冲动就来了。非学术的随笔与学术书是不同的，肯定要少掉很多东西，但有时候可以多一点东西。对我来说，多出来的东西就是情绪。既充满情绪，又能把情绪给收着，有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大概就合适了。

贾骄阳：《世说新语》里面的人物，很多现在看光鲜四溢而且引人入胜，大家会为之倾慕，但读过刘勃老师这本书，会发现代入不同视角有不一样的感受。

刘勃：我的书谈不上什么新发现。毕竟魏晋史研究是非常成熟的学科，高水平的前辈学者也太多，像田余庆先生的著作把很多问题都写透了。我顶多是在老先生重大发现的基础上，关注一些他们不会花工夫写的东西，这正好是我可以用力的地方。正因为我比较平庸，我和很多普通人的内心感受可能会有更多相通之处。

比如著名的“雪夜访戴”故事——某日见天降瑞雪，王子猷兴致大发去找好友，但舟至好友家门却不入，兴致而来兴尽而回。我有时上课会跟学生互动：假如穿越回去你会是谁？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残酷的。就像现代人不太可能下一世投胎成王思聪，大多数人穿越回去更有可能是厨子或者船夫。这样感同身受起来就会完全不一样。但我也不希望因为想到这一点就丧失对王子猷行为的欣赏，那种行为仍然是很美的。世界就是这么复杂。

给受束缚较多的人，展示另外一种活法

刘勃：谢灵运写过一篇赋，描述自己家的庄园，有几十平方公里这么大，庄园里有多少座山，山上有什么样的树，有多少条河、多少湖泊，里面有多少鱼。罗列完之后说，人何必一定要当官呢，像我这样过过苦日子不也挺好的吗？他还真不是在“凡尔赛”，他们社会位面就是这样的。

贾骄阳：所以魏晋时期像陶渊明这种文人太少见了，没有进入《世说新语》的可能性，大部分还是像谢灵运这样的状态。

刘勃：范（子烨）老师不是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世说新语》里为什么没有陶渊明。

贾骄阳：从陶渊明的地位来说，《世说新语》的作者不会把他列为应该记下来的人物，包括他的作品，并不比谢灵运的诗歌更为人称赞。这是《世说新语》里能看出来的东西。

《世说新语》主要是对魏晋时期，也包括东汉一些人物的记载。跨越这么多年，您觉得现代人读《世说新语》会有什么意义？

刘勃：意义这个话题不好说。我们活在受束缚比较多的状态下，《世说新语》给你精神上的放松，给你展示另外一种活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算一种意义。

我从小爱读《世说新语》，小时候很大程度是被滤镜骗到了——《世说新语》诱导你向往那种生活。可是后来你才明白你不是琅琊王氏、不是陈郡谢氏，你要面对很多很残酷的现实、受到更多束缚。我们比不了他们的社会位面，比不了那种不把别人感受当回事、可以肆意折腾普通人的“人上人”状态。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物质方面，我们的生活水准不比那个时候的膏粱子弟差。因为现代社会创造了古代人无法想象的物质资源，我们作为现在很普通的人，我们能享受的很多东西就比他们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