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诗人艾略特如是说。中国的清明节，也在四月。对于生命与死亡的感悟，是四月永恒的话题。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以讲授死亡哲学而知名。近日，我们与王教授的采访相约于一家咖啡馆里。王教授出现时带着一本《人生除此无大事》，他为这本书写了推荐序《时刻准备着》。

在王教授看来，人生无常，死期难料，人生别离的悲切与苦痛的确彻骨扎心，却是人生难逃的宿命。若能在思绪上提前入场，未雨绸缪，谋划“有准备的别离”，就可实现“预则安”的心理期许。有了对死亡的准备，才能够使得我们当下的生活更从容，“向死而生，其实重点还在于生”。

医学发达后的误解：死亡可以阻断或逆转

在人们心目中，死亡自古以来便是需要避讳的话题，王一方教授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古人对于死亡是很决绝的，可以笑谈生死。就像庄子在他妻子死后鼓盆而歌。以前还有很多人到了40岁以后就要给自己打口棺材，把棺材放在堂屋里面，三块长板两块短板，所谓三长两短。人去世之后板子盖上了，叫四长两短。‘三长两短’时人还没死，只是被死亡威胁着。但被死亡追着的这些人不会害怕，他们还会摸着那个棺材和你聊天说‘这是我的归宿，楠木做的，给我做棺材的张木匠是我好朋友，他手艺非常好’。我们过去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就是老天说了算，我完全服从它的裁决，我没有自己的意见。那时人们是能接纳死亡的，‘人在做天在看’‘头上三尺有神明’，那时候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生机无限’。”

有了高技术以后，尤其是医学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有了飞速发展以后，人们的死亡观发生了变化，觉得死亡可以阻断，可以逆转，“西方是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是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以前没有ICU，技术达不到，现在ICU可以给病人插上各种管子，可以让病人‘不死不活’。有了高技术以后，死亡是停电时间，是关机时间，是停药时间，所以我们有了高技术以后，才觉得死亡是一个异物，是一个可以用人的力量去战胜的异物。这就是我们讲的技术功利主义，技术功利主义之后，我们才有这种对死亡的异化，在之前我们对死亡是很决绝的，我们今天对死亡的态度多了些犹豫、彷徨，甚至不愿意去面对。”

还有个悖论让王教授说起来有些无奈——以前的病人去世了，家属不会过于责怪医生，但现在有很多家属会不分缘由地责骂医生无能，“他们认为我花了钱，你为什么把人治死了？其实医生是跟你一起拔河对抗死神，最后拔输了，你怎么能责怪另一个队友呢？人类与死神对赌，总是输的多。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在病人家属看来就是：我把钱给你了，我花钱是要买命的，我要用技术和财富去交换死亡，去延长病人的生命。”

王教授表示，因为有了所谓的技术至上主义，人们就觉得技术是万能的，“只要有个新药，癌症就会好，我们离死亡就越来越远。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我们肯定是离死亡越来越近，做不到越来越远，哪怕有了人机交互系统，有了人工智能，但人们还是会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