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到康熙：一次历史周期率的典型剖析》书是朱永嘉先生继《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之后又一部明史研究专著。

本书从明代后期财政问题及社会演变讲起，叙述明朝灭亡与清朝建立的经过，以及清初巩固统治、加强对边疆地区控制的具体情况，重点在于总结明亡清兴的历史经验教训。从明朝的万历到清朝的康熙，恰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王朝兴衰周期律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也是本书命名之由来。作者藉此提出探索并走出一条跳出周期率的新路的见解。
 

矿监税使的问题，反映的是在财政问题上明代宫廷政治与明代中央和地方官僚政治间矛盾的一个侧面，我们还得分析一下，那时整个官僚机构继续运行的状况。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都察院的吏科给事中翁宪祥上疏：

言‘抚、按官解任，不宜听其自去。’是时官方多滞，抚、按官候代，或十余年不归，部郎俸深，多借差以出。会有江西巡抚许弘纲，以父艰告归，荐陆长庚、王佐自代，不复俟命，解组而去。宪祥因言：‘故事，正郎不奉使，抚、按必俟代。今皆反之，宜申明旧制。’疏入，不报。时大僚多缺，宪祥以为有伤国体，因复陈补阙官，起遗佚数事，报闻而已。（《明通鉴》卷七十三“万历三十五年”）

抚、按是指地方行省的巡抚和巡按，地方长官遇到守艰、守制要开缺回籍，任期满了要有人取代，考成法松弛了，那地方官任期到了也没有人去取代，故令十年不归。

为什么说不归？因明代回避制度，本地人不能做本地的官，南方人到北方做官，北方人到南方做官，任期满了，要回籍候补，许弘纲等不到代他的人，自动离职了。官僚机器的运转就停滞不前了。部郎是指六部的侍郎，按明代的制度，只有都察院的御史可以出巡，侍郎是不能出巡的，由于侍郎的俸禄低，他们便找借口出差，因为到地方上有额外的收入。明清二代地方官的待遇比京官要高，地方官有火耗、鼠雀耗这类额外的收入。俗话说宁为鸡口，毋为牛尾，地方官在地方上可以独霸一方，小京官则只能到处尾随人后，做了几年京官都想去地方做官。

在万历中后期，官员缺而不能及时补任变成常事了。《明史·翁宪祥传》云：

是时大僚多缺。而侍郎杨时乔、杨道宾旬日间相继物故，吏、礼二部长贰遂无一人。兵部止一尚书，养疴不出。户、刑、工三部暨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注籍。通政大理亦无见官。宪祥言九卿俱旷，甚伤国体。因陈补缺官、起遗佚数事，报闻。

不仅地方行政长官可以自动离职，而且中央的部门长官，人死了没有人去补缺，最紧要的吏部尚书没有人担任，兵部尚书养病不出，官僚机构长期处于如此残缺不全的状态，一旦有了大事，谁来处置？万历中晚期官僚机构长期处于如此状态，问题的关键是万历自己怠于政事，忙于在宫廷的游戏娱乐。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五月，《明通鉴》卷七十四“万历三十八年”载：

叶向高催请刑部掌印，揭言：“刑部掌印官，候命日久，催请烦数，未蒙俞允，狱囚积至千人，莫为问断；囚米日增，皆责铺户包赔。窃惟重罪固不足惜，而轻罪亦自可怜。祖宗以来，每年有热审之例，而三年恤刑之差，旧例皆于二三月题请，延至今日，势难再缓。臣之所以恳恳惓惓，以该部掌印为请者，盖亦万不得已之苦衷耳。”疏入，不报。

当时是以工部侍郎刘元霖兼署刑工二部事，刑部没有人主持日常工作，刑狱的案件没有人审理判决，犯人积压愈多，囚粮也发生问题。后来户部的掌印官也空缺了，那带来的问题便更麻烦了。

八月，叶向高再请户、礼二部掌印，揭言：

“目前户部事务，停阁已久，其最急者，如各边请饷，无人给发；各处解银，无人批收；此如咽喉哽塞，一切饮食出纳皆不得通，最为困急。而礼部则颁历贺冬，皆将届期，典礼之臣，岂容久缺！即如进贡番夷有六七百人，久当发遣，亦以部堂无官，遂至停滞，留一日则费光禄寺一日之供给，该寺钱粮方极匮乏，而复有此冗滥之费，甚可惜也。”亦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