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刘知幾著《史通》，一方面，自觉地将自董狐、南史、司马迁以来坚持“据实直书”的优良传统加以总结，又一方面，他长期在唐朝史馆任职，对于监修大臣凭藉权势干预史官秉笔直书的恶劣做法，作了尖锐的抨击，因而把倡导直笔精神定为《史通》的中心论题之一。

《史通》中《直书》、《曲笔》是脍炙人口的篇章。刘知幾义正词严，强调史家要伸张正义，秉笔直书，使贼臣逆子、淫君乱主恶名被于千载。主张为了直书其事，“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冒险犯难，在所不惜。他严厉斥责歪曲史实、文过饰非的做法，是“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

《直书》、《曲笔》两篇，一正一反，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什么是直笔？《杂说》篇中作了扼要的解释：“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凡是有关褒贬劝诫的史事，不管事主是谁，都应该据实直书。范文澜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说：“《史通》以直笔为评价古今史家的标准，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热烈表彰；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严厉批评，褒贬极为鲜明。这样，大大发扬了直笔的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刘知幾提倡直笔精神，贯穿于全书，包括外篇《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中。故是《史通》的中心思想之一。

朝廷委任权臣监修国史，至唐初成为定制，酿成种种弊端，成为阻碍史学发展的严重问题。刘知幾在史馆前后二十余年，深有切身体会，故列举其弊病，指陈其危害，十分有力，是《史通》战斗性的重要体现。

《忤时》总结监修制度“五不可”。其中有监修者多，处处掣肘、限制，“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书’，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又批评委于众手，互相推诿：“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汗青无日。”

《辨职》、《自叙》篇中也有事实确凿、言词激烈的批评，云：“大抵监史为难，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马迁，精勤不懈若扬子云，谙识故事若应仲远，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载言记事，藉为模楷，搦管操觚，归其仪的，斯则可矣。但今之从政则不然，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故凡所引进，皆非其才，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言之可为大噱，可为长叹也。”

刘知幾的批评，都是确有所指，是为了达到史馆修史不受权势者所左右，修成的国史不受歪曲，务存实录。可以说，他所论都是针对存在的弊病而发。而从史学发展的长河看，我们对于史馆监修，除看到其弊病外，又应看到积累当代史资料和为前朝修史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

正由于坚持“直笔”的观念在古代史家中深入人心，因而在韩愈和柳宗元这两位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之间，有过一次发人深省的讨论。

韩愈曾经有志于修史，于贞元八年（792）进士及第之后，在答崔立之的书信中有云：“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之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至元和年间，韩愈曾经有志于任职史馆修撰，却出人意外地表现出颓废情绪，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云：“夫为史者，不为人祸，必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不可胜数，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耶。……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言语，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

他讲出不敢撰写史书的两项顾虑，一是怕被牵连致罪丢了性命，所讲事实中就有崔浩由修史而致戮；二是讲欲求写成信史传之后世实在戛戛乎其难，原因包括传闻容易失实，搀杂有个人喜恶的主观意见，甚至有意编造加恶于人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