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美术史家对变革、变化向来颇为关注。唐宋是诸画科中何为主流发生迁移之重要时代。相对于人物、山水、花鸟等画科而言，佛画在唐宋时代之变化更为复杂、深刻。

近期，《心相——宋元明清的佛教绘画》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讨论了宋元明清佛画不同于晋唐佛画之特点、意涵及价值。作者立足于唐宋佛画转型的基础，一方面注重该时期卷轴画、壁画、版画等不同材质佛画之间的相互影响、启发，另一方面注重该时期画家、受画人（或功德主）佛教信仰的形态、方式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澎湃新闻特选摘《唐宋佛画转型》一文，以飨读者。

“唐宋变革说”系20世纪上半叶日本历史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提出，内藤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认为，“唐代属于中世的末端，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发端”“唐代和宋代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并从贵族政治的衰落和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君主地位的变迁、君主权力的确立、人民地位的变化、官吏录用法的变化、朋党性质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文化性质上的变化等方面予以阐述。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对中国历史研究有深刻的影响，日本学界围绕支持或批判该学说形成了“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虽然宋代为中国近世的开端这一说法受到“东京学派”的质疑、批判，但是内藤对唐宋时期巨大变化的观察，启发了学界对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中国古代美术史家对变革、变化向来颇为关注。唐宋是诸画科中何为主流发生迁移之重要时代，北宋郭若虚称：“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相对于人物、山水、花鸟（花竹禽鱼）等画科而言，佛画在唐宋时代之变化更为复杂、深刻，不仅由主流变为非主流（近不及古），而且在材质载体、绘画类型、风格形式、功能意涵等方面也都发生了重要转变，为叙述方便，笔者在本篇中借用历史学研究中的概念，称之为“唐宋佛画转型”。研究唐宋佛画转型，是认识宋及以后佛画的基础。宋及以后是否可以仅仅理解为中国古代佛画之衰落期？宋及以后的佛画是否有不同于晋唐时代之意涵及价值？要解决上述问题，需回到唐宋佛画转型这一基础问题上来。

本篇系对唐宋佛画转型的研究，拟从佛寺壁画之由盛转衰、佛教卷轴画之渐趋活跃、文人佛画之兴起、与禅宗有关佛画之出现、从白画到白描、从义理型再现到理解型表现等六个方面进行探讨。需要说明的是，唐宋佛画转型开始及完成的时间并非以朝代更替为明确节点，而是有一个过渡的过程，如转型初现端倪的时间是在中唐而非北宋初，元初佛画亦在沿袭唐宋转型的基础上有所拓展等。

佛寺壁画之由盛转衰

唐前期（含初唐、盛唐）绘画以佛画、人物画为主流，佛画又以佛寺（含石窟寺）壁画为主流，尤其是玄宗朝长安、洛阳两京佛寺壁画最为兴盛。唐后期（含中唐、晚唐）至五代，两京佛寺壁画骤然衰落，而益州、敦煌等地区的佛寺壁画则保持了相对活跃的势头。及至宋，与山水画、花鸟画相比，佛寺壁画退居次要地位，明显趋于衰落。

隋至唐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前，佛寺数量急剧增长，其中大型佛寺以长安、洛阳两京最为集中，擅长佛画之名手巨匠多汇聚于两京。唐两京佛寺壁画创作之盛况，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段成式《寺塔记》均有记录，笔者据二书记录制成“唐两京佛寺壁画表”。从该表可以看出，唐前期两京佛寺壁画之创作持续兴盛，活跃于佛寺画壁间的画家，如初唐尉迟乙僧，盛唐吴道子、韩幹等，皆为一流画家，故当时两京佛寺壁画体现了该时期绘画之最高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