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书画作品反映了我国古代的文化特色和高度艺术水平，是国家的重要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以来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央和地方的博物馆在这方面的收藏也日益丰富。但传世的历代文物都存在作品的真伪和断代是否准确的问题，古代书画在这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通过鉴定来考定其准确年代和真伪，以正确反映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水平和成就。

为此，1983年国家文物局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对国内公立机构的古代书画藏品进行鉴定。当时选定了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七位同志为鉴定组成员，其中谢辰生同志代表国家文物局对鉴定工作进行组织协调。鉴定工作每年进行二次，上半年三个月，下半年三个月，这样既给博物馆以准备的时间，大多数老专家也不致过于疲劳。

1984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在故宫鉴定所藏书画，前排坐者从左至右为：傅熹年、徐邦达、刘九庵。

鉴定工作自1983年8月开始，至1990年6月结束，历时八年，先后访问了二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二〇八个收藏单位及部分私人的收藏，过目古代书画作品六万一千余件。

当时鉴定的工作成果，凡认为是真品的都记录下来，工作结束后汇编为《中国古代书画目录》十册，共收录书画文物三万四千二百十五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代表性的佳品，拍摄黑白照片，编为《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十四册，收录精品古代书画一万八千余件；绘画精品另拍彩色照片，共三千余件，编为《中国绘画全集》三十册（其中酌收少量此次未鉴定的国内外古代书画精品），以上两部精品书画由文物出版社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

我是在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和谢辰生先生推荐下参加这个小组的。当时在全组七人中，六位都是七十岁上下的老专家，只有我五十岁，属于晚辈。我对老专家很尊重，在鉴定过程中，听到他们一些评议意见，也很增长见识。但在大量鉴定过程中，难免会对个别书画作品的真伪、年代上有不同的看法，一时很难统一，争辩只是白白浪费时间，且较影响工作进度。故后来经全组讨论决定，个人如对已入目的作品有不同意见，可在鉴定时公开提出，但不进行辩论，直接在目录中该条目后加附注，写上不同意见，由个人自负其责。1986年后，徐邦达先生主要由于健康原因，已实际上不参加此项鉴定工作，启功先生其他任务很多，也不可能全程参加，所以他们都希望每次全程参加的刘九庵先生和我能承担起责任，对一些有问题的藏品无私无畏地签署不同意见。

在八年工作中，只有1987年10月至1988年2月期间，我因赴美考察未能参加鉴定组工作外，其余均全程参加鉴定。每次鉴定都做了笔记，共存有三十二册，对一些已入目，但我对其时代、真伪方面有疑问的书画，除在鉴定工作期间指出，正式记录外，在本人的笔记中也写有较详细的意见。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工作中

鉴定组工作结束后，除已发表的上述正式目录、图录，杨仁恺先生、刘九庵先生先后出版了个人的鉴定记录，为此许多同志也希望我发表当时的记录。但这是近三十年前的工作，至今大多已不复记忆，且当时不如今天信息发达便捷，工作量巨大，鉴定过程中的许多意见未及核对资料，难免有所缺漏，今日照原稿发表，仅反映当年工作情况，供读者参考。

我年届米寿，自己本专业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工作任务繁重，幸得李经国先生接手此书稿的整理出版工作，组织人手将这部三十二册鉴定笔记逐字录为文本，并添加作品图录号。他本人耗费大量心血查阅原件及相关资料，逐一校对书稿中涉及的作品。其间经国频繁与我讨论核对，对笔记中因凭记忆所作的注解进行勘误，复原简写的记录文字，乃至统一体例，整理成此书。